【編者按】周培源先生是我國近代科學影響巨大、貢獻卓著而又堅持真理的科學家。他在理論物理和力學上的貢獻，學界了解得比較多，而對他在三峽工程論證上的嚴肅和科學的態(tài)度了解得比較少。本文希望通過回顧這段歷史，讓讀者從另一個角度了解這位科學巨匠。

80年代末，支持三峽工程上馬幾乎成為一面倒的意見，1988年，有關決策者已經下了決心要上三峽工程。已經89歲高齡的周培源，率182位政協(xié)委員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直接上書中央提出緩建三峽大壩的建議。他表達了一百多位政協(xié)委員的心聲：“我們很關心，我們很不放心。”他說：“你光給領導同志送一面之詞，讓他如何做正確判斷？幾十年里我們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說假話。”他還說：“關于三峽的爭論，實質上是要不要科學，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決策民主化的問題。”

本文選載《從總體戰(zhàn)略上論證三峽工程》《周培源與三峽工程論證》《三峽工程論證讓父親田方與周培源認識》三篇文章，以期讀者能夠了解周培源先生與三峽工程的淵源。

 

從總體戰(zhàn)略上論證三峽工程

（周培源 刊載于《群言》1987年09期）

想在長江三峽建壩由來已久。早在1919年,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的實業(yè)計劃中就提到：“自宜昌而上, 人峽行……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1932年揮震等三位工程師到三峽查勘, 提出《揚子江上游水力發(fā)電勘察報告》,擬在葛洲壩和黃陵廟建水電站。這些都是按低壩考慮的。

40年代美國高壩專家薩凡奇來華,提出了三峽高壩方案, 計劃水庫蓄水位達200米, 比重慶的長江常水位160米高出40米,對庫區(qū)大量移民和泥沙淤積等問題, 都未加考慮,主要為了發(fā)電,擬建1000余萬千瓦的巨型水電站。在國民黨時代,當然只能止于輿論。但為此派了一些技術人員到美國學習。

解放以后,50年代從防洪出發(fā), 想要取得1000一1500億立方米庫容,曾提出蓄水位達235米更高的壩,引起水利和水電兩方面的公開論爭。由于水庫掩沒損失實在太大,1958年中央成都會議通過的議案中,規(guī)定蘭峽水庫蓄水位不得高于200米, 并提出了長江流域規(guī)劃工作的指導方針積七項基本原則, 這個議案的正確性經過了歷史的考驗,因此,當時即使在“大躍進”的形勢下,三峽工程也投有推上馬。

60年代的經濟困難時期,主管單位曾考慮分級開發(fā)或分期開發(fā)方案,想縮少規(guī)模爭取上馬,也沒有實現(xiàn)。

70年代初，由于看到上三峽工程有困難，違反開發(fā)次序，先建下游的葛洲壩工程，想以此促進三峽工程上馬。70年代末,在形勢好轉的情況下,主管單位又再次要求三峽高壩盡快開工,但在選壩會議上遇到了不同意見。

80年代初,為了減少淹沒損失和投資規(guī)模,從發(fā)電出發(fā),提出了蓄水位150米的低壩方案。在許多重大問題尚無結論、初步設計也未提出的情況下,主管單位急于作施工準備。后來由于各方面提出異議, 才予緩建。在最近幾年的討論研究中, 發(fā)現(xiàn)水庫淤積影響航運, 又提出蓄水位160米、170來、180米以至壩頂高185米分期蓄水等方案, 實際上又回到過去曾經放棄過的高壩方案。目前在水位高低問題上, 也還存在不同的看法。

回顧這一段歷史，三峽工程所以長期上不了，看來主要向題是僅就三峽論三峽，而沒有從長江流域千支流總體規(guī)劃，并結合國民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和國家實力的可能性，從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上來考慮問題。

我們堅決擁護黨中央與國務院對三峽工程要重新進行論證的英明決定。但論證的主題不應是就三峽論三峽,單獨論證三峽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壩高185米的問題, 而應是論證先開發(fā)支流或其它優(yōu)先方案, 還是先建三峽工程, 以及這一起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等宏觀決策問題。

長江是我國最大河流,是世界第三大河。長江流域已普查過的大小支流有1089條,其中河長100公里以上的有288條,500公里以上的有67條。如雅碧江、大渡河、嘉陵江、烏江、沉江、湘江、漢江、贛江等大支流,每條河的徑流量都與黃河相近或更大。據水力資源普查,長江全流域可開發(fā)水電站共4469處，其中各支流就有4440處, 裝機容量可達1.06億千瓦，已開發(fā)的不過1000余萬千瓦,僅占10%,還有90%沒有開發(fā)。

三峽工程的裝機容量可達1300-1800萬千瓦,是一座超世界水平的巨型水電站。但是所需投資龐大(幾百億以至上千億元),移民眾多(100萬人左右),工期很長(12-13年開始發(fā)電,18-19年才能建成) ,在本世紀末實現(xiàn)工農業(yè)總產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中, 三峽工程起不了作用。

而這十幾年正是我國能源和電力工業(yè)需要迅速發(fā)展的時期,只有先開發(fā)支流才能及時滿足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如果既要建設近期迫切需要的水、火電站,同時又要興建三峽工程,我國當前的財力物力是否能夠承擔,是否會因此導致基本建設規(guī)模又膨脹起來,影響國民經濟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的方針,這是首先應該考慮的宏觀決策問題。

長江的洪水災害很嚴重。為盡快提高防洪能力,以防近期可能發(fā)生大洪水造成巨大損失,也存在是首先認真加固加高堤防, 做好平原分蓄洪工程, 以及結合綜合利用逐步興建支流水庫好呢？還是等待遙遙無期的三峽工程好呢？為改善長江航運, 是首先抓緊整治干支流航道,逐步提高長江水系的通航能力好呢(交通部門是這樣做的?)還是依靠“高峽出平湖”好呢?所以,不論從發(fā)電、防洪和航運各方面考慮,也都存在先建三峽工程還是先建其他工程的宏觀決策問題。何況三峽工程是要將長江這條橫貫中國東西部大動脈攔腰切斷, 其位置正處于高谷峽區(qū)通向中下游平原之處,關于社會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許多預見到或預見不到的重大向題,一時也難于徹底查清。如一旦發(fā)生意外問題,則將遺害子孫萬世,這類復雜問題,決不是依靠外國人所能解決的, 也決不是像寶鋼工程那樣僅是經濟、技術方面的某些失誤所可比擬的。

因此, 為了解決這個宏觀決策問題, 除水利水電工程中重大技術問題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觀經濟、社會環(huán)境、生態(tài)變化、系統(tǒng)工程等問題。在決策過程中,需要認真貫徹重大決策問題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方針,只有貫徹真正的廣泛的民主化,才能取得符合科學化要求的結論。為此,除了應當吸收水利水電專業(yè)有關的各種不同意見外,還需要請有關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環(huán)境專家、系統(tǒng)工程專家、各類科學家以及社會人士參加討論研究,才能為決策科學化廣開言路,取得集思廣益之效。

歷史上的錯誤作法,如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任意上綱上線,并扣上什么政治帽子，或被指責為“ 起哄”、“外行”；還有人借口進一步深化討論,而要求“討論的內容要窄一些”,等等,這都是與充分發(fā)揚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在三峽工程問題的論證中, 同樣應當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發(fā)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讓大家暢懷發(fā)表各種不同意見。

對重大工程項目有不同的看法, 這是好事,是很自然的,也是應有的科學態(tài)度。即使在基礎科學如物理學或化學的實驗中都有誤差,在工程項目中所做的模型試驗, 誤差就可能更大,尤其要審慎對待。據三峽工程泥沙組專家組長說：“泥沙科學由于影響因子眾多, 帶有隨機性(如紊動) 和變化頻繁(如邊界糙率和斷面形態(tài)) ,目前精度還不高。”有的專家認為誤差可能在20%左右。另外可以調查國內外已有水庫的泥沙淤積經驗, 但這種調查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帶著主觀成見, 則不如不去調查。

葛洲壩的建設在工程技術上是成功的, 但在規(guī)劃上是有向題的?，F(xiàn)在既已建成, 我們就要充分利用它來吸取經驗教訓。比如,未作好規(guī)劃設計就貿然開工,投資一再增加,工期長達18年之久；同時, 卻擠掉了其它工期短、投資少、見效快的支流電站。葛洲壩水電站由于缺乏水庫調節(jié)和受航運限制,發(fā)電出力變化很大,裝機容量271.5萬千瓦,但枯水期受流量限制只能發(fā)70-80萬千瓦，又不能調峰；汛期受水頭限制, 一般只能發(fā)150萬千瓦左右,供電很不穩(wěn)定。如果建支流電站,發(fā)電質量要比葛洲壩好得多,可以取得更早和更大的效益。葛洲壩雖然改進了水庫回水區(qū)的航運條件,但對過壩帶來新的困難,泥沙淤積對通航的影響如何，過幾年又將如何？這些問題都應當認真總結，將對三峽建壩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總之，比較現(xiàn)實的符合國家實際情況的做法是，可以先將長江上游各直流的水電站逐步建設起來。這樣，可以滿足實現(xiàn)翻兩番的要求，也為將來三峽上馬創(chuàng)造條件。經過幾十年，國家經濟實力定會大大加強，科技水平也將大大提高，世界和平會有更加可靠的保證。幾十年的教訓是，千萬不要急于求成，尤其不能懷有興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的主觀追求，那樣就會欲速不達，適得其反，再說一句：如果不經過各個方向的反復論證，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就倉促上馬，勢必遺恨萬年，后悔不及的！

多年來報刊上大量刊載主張上三峽工程的單方面意見，很少看到另一方面的意見。本專集主要匯編了持不同意見的部分文章，供有關領導和參加論證的同志，以及廣大關心三峽工程的同志們參閱。

我在50年代曾是三峽上馬的積極分子，那是主要看了我們自己所選的三斗坪花崗巖壩址，比過去薩凡奇所選的南津關石灰?guī)r壩址要好得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年來，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了解，特別是政協(xié)經濟組作了詳細的切實的調查，認識上有了很大的轉變，我覺得這個問題關系國家千年大計，要慎而又慎。因此，才有上面說的這些看法。這也是我樂于為這本專集寫序言的原因。（1987年5月16日 本文是作者為《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所寫的序言。）

 

周培源與三峽工程論證

（田方 原載廣東省政協(xié)《同舟共進》雜志1995年第2期）

作者系國家計委咨詢小組成員，中華全國記者協(xié)會特邀顧問，現(xiàn)居住北京。此文原載廣東省政協(xié)《同舟共進》雜志1995年第2期。其編者按是：“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工程已于1994年底正式動工，但是由于三峽工程規(guī)模巨大、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大計，人們依然十分牽掛和關注它的技術問題。田方同志這篇文章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憂慮”

——編者

周培源基金會來函來人，邀我回憶撰寫周老生前事跡。我和周老的關系，主要建立在三峽工程論證過程中。周老對三峽工程的看法雖與有關部門的觀點相左，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歷史自會作出公正的結論，何況一代科學宗師的真知灼見，更有留待后人鑒定的價值。記錄下這段史實，還是很有意義的。

初識于三峽工程的論證

我有緣和周老相識，是在1987年5月。1983年我離休以后，在完成自選的《我國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國人口遷移》課題后，很自然地轉移到對三峽工程問題的研究。因為這一舉世矚目的超大型工程及其100多萬移民，理所當然地涉及我國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和人口遷移問題。特別是1984年3月原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同志曾經就《組建三峽特區(qū)政府實行庫區(qū)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設想》文稿，批示給呂克白同志和我，要求我們研究后提出意見，更加引發(fā)了我對三峽工程的重視。

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正式的會議上，曾多次強調，要實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出于對三峽工程將嚴重影響國計民生的關注，曾共同努力，收集資料，調研著述，并組織有關各方面專家學者撰寫論文，準備編成專集，供決策部門參考。為此，我們覺得需要請一位有權威的科學家給予支持。有人介紹周老就是十分關心三峽工程，并有真知灼見的科學家。1987年3月間，我冒昧地給周老去信，請求他為我們編的論著寫一篇序言。5月5日收到周老親筆寫的長達1400多字的回信。他首先表示贊成并支持我們編寫這本書。“但是我還有些看法，提出和你們商榷。”他提了七點意見，其中特別強調了以下兩點：（1）關于修改書名的問題。因為三峽工程不僅牽涉到能源決策，而且和整個長江流域，甚至全國的經濟、政治、軍事與社會效益都有關系。根據書內選登文章的內容，可否請把書名稍作修改，概括得寬一些。（2）我們要明確要求把長江上游建壩帶來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具體方案制訂出來，和三峽建壩的方案相互比較，哪個方案比較合乎‘四化’的需要，然后作出決定。”此外，周老還對三峽大壩在豐水期和枯水期發(fā)電容量懸殊的問題如何解決；要重視大型工程的模擬試驗與實踐之間的誤差；調查國外大型工程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要認真總結葛洲壩建設規(guī)劃中的經驗教訓以及確切計算工程建設經費等問題，都提出了他的看法。

根據周老的寶貴意見，我們把原來定為《三峽工程和能源決策》的書名，改為《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實際上，這不僅是一個書名問題，也就是究竟就三峽論三峽呢，還是從宏觀決策上加以論證？我們就是本著周老這一指導思想，相繼編輯出版了《論》、《再論》、《三論》、《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續(xù)）》4本論著。

不應“就三峽論三峽”

1987年5月，周老為第一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所寫的序言中，回顧了從1919年孫中山先生提出擬在三峽建壩的建議，1932年惲震等三位工程師提出的勘察報告，40年代美國高壩專家薩凡奇來華提出的高壩方案，以及全國解放后，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歷次提出擬建三峽工程的建議和方案的整個過程后提出： “回顧這一段歷史，三峽工程所以長期上不了，看來主要問題在于僅就三峽論三峽，而沒有從長江流域干支流總體規(guī)劃，并結合國民經濟發(fā)展的要求和國家實力的可能性，從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上來考慮問題。

“我們堅決擁護黨中央和國務院對三峽工程要重新進行論證的英明決定。但論證的主題不應是就三峽論三峽、單獨論證三峽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壩高185米的問題；而應是論證先開發(fā)支流或其它優(yōu)選方案，還是先建三峽工程，以及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等宏觀決策問題。”

周老在這篇序言中接著介紹了長江流域各支流極為豐富的水能資源以及眾多可供開發(fā)的水電站后，提出了三峽工程所需的投資龐大、工期很長、移民眾多；而且，“在本世紀末實現(xiàn)工農業(yè)總產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中，三峽工程起不了作用”的問題。

周老又從發(fā)電、防洪、航運等功能論述了晚上緩上三峽工程的科學依據后積極建議：“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宏觀決策問題，除要研究水利水電工程中的重大技術問題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觀經濟、社會環(huán)境、生態(tài)變化、系統(tǒng)工程等問題。在決策過程中，需要認真貫徹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方針，只有貫徹真正的廣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學化要求的結論。”

最后，周老又語重心長地告誡：“過去的教訓，是千萬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門尤其不能主觀地追求興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聞名于世。否則欲速不達，適得其反。再說一句：如果不經過各個方面的反復論證，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就倉促上馬，勢必后患無窮，后悔不及！”

根據周老的指導思想，我們以編者名義，撰寫了題為《從三個層次的總體戰(zhàn)略上論證三峽工程》的“總論”，這三個層次就是：

“一要放在長江全流域綜合治理開發(fā)的總體上；二要放在國家能源決策的總體上；三要放在全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的總體上。”

我們還在第一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編列了“2000年中國水電發(fā)展的設想”、“長江流域干支流開發(fā)程序”、“得天獨厚的四川水能富礦亟待開發(fā)”，以及“優(yōu)先連續(xù)開發(fā)烏江水電的優(yōu)越性”，接著，又在《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中專列了“別論”一欄，編發(fā)了“應加快長江上游支流綜合開發(fā)步伐”、“瀾滄江流域水電經濟開發(fā)綜合考察報告”、“加速岷江綜合開發(fā)的建議”、“加速烏江干流水電梯級的連續(xù)開發(fā)”、“加速西南六大水電站開發(fā)的建議”等專論，由多位水電專家和地方水電部門用充分的事實說明，我國西南地區(qū)真正亟待開發(fā)的水能資源十分豐富；更說明周老要求多方案對比論證的建議，是很有說服力的科學觀點。

從1987年到1993年6年間，在周老的親切和具體指導下，我們連續(xù)編輯出版了4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共110多萬字，集中120多位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正如周老為拙著《秋實集》所寫序言中所說：“幾年來，圍繞三峽工程上馬時機問題，國家廣泛征求意見。對這樣關系國計民生、子孫后代的特大型工程，能夠科學化、民主化決策，真是國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精神在論證中

出乎意料的是，正當第一本書行將問世之時，我們作為書的編者，尚未見到樣書，主管部門的某領導卻首先拿到了。消息傳來，說有關領導不滿意我們出這本書，不同意公開發(fā)行這本書。我們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場出發(fā)，理直氣壯地進行申辯。我們從三個方面說明：（1）“為了有利于三峽工程的全面論證，避免失之偏頗，將不贊成早上快上的論述匯編成書，公諸于世，完全符合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精神；”（2）“本書已經編集了40多位專家學者的論文，和周培源教授的序言；已有國內外20多家報刊發(fā)了書訊；新華書店發(fā)出征訂后，已有根多訂戶預訂此書。公開發(fā)行已既成事實；”（3）如果中途夭折，突然停止公開發(fā)行，不僅難于向40多位專家學者和廣大訂戶做出交代；甚至使大家對黨的十三大關于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精神產生疑慮，其后果是很不好的。”經過一、番申辯，第一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總算于1987年11月與廣大讀者見面了。

我們在問題取得順利解決而向周老匯報時，他總是鼓勵我們?yōu)榱藞猿终胬?，要有不怕挫折，遇難而進的勇氣。

新書出版以后，反響之熱烈，確實異乎尋常：《群言》雜志發(fā)表了周谷城副委員長讀周培源序文有感賦詩四首；《人民日報》海外版發(fā)表了著名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王淦昌教授為這本書寫的“評介”；《紅旗》雜志發(fā)表了題為《這本書不僅僅論證了三峽工程》的書評；《光明日報》發(fā)表了《來自反方》的述評；香港《文匯報》、《北京科技報》、《瞪望》周刊、《團結報》、上?！秳趧訄蟆返鹊认嗬^發(fā)表了對這本書的評介以及對不主張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的專家學者的訪問記、社論和評論文章。報刊上開始透露了對三峽工程上馬時機和建設方案的“第二種聲音”。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有力地推動了國內外更多專家學者參與三峽工程論證的積極性。不少報刊發(fā)表了眾多的“反方意見”。在專家學者們熱情推動下和周老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又編輯出版了第二本《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周老又為《再論》撰寫了《再序》。

周老在《再序》中指出，主管部門在建設葛洲壩工程中所慣用的“釣魚”手法，人為壓低工程造價，以所謂的“靜態(tài)投資”（不計算利息和物價因素）計算法，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并針對性地指出長江泥沙為害，三峽庫區(qū)地質復雜，環(huán)境生態(tài)問題異常突出，滑坡崩塌的嚴重威脅，以及庫區(qū)移民搬遷規(guī)模之大，均為舉世所無。“如果處理不當，勢必影響安定團結。”最后，周者說：“我本人經過1988年9月政協(xié)視察團和182名政協(xié)委員共同去鄂川三峽地區(qū)考察以后，更加認為在黨的關于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精神指導下，三峽工程的論證及近期應否上馬，終將取得符合科學決策的一致意見。”

周老又為《再論》提供了他向全國政協(xié)所寫的題為《關于三峽工程的一些問題和建議》的視察報告全文。闡明：一、長江的開發(fā)治理應該先干流還是先支流；二、三峽工程應該快上還是緩上。再次提出：“對于三峽工程這么重大的建設項目來說，不能只搞一個方案，而是同時還應有一個以上的比較方案……才有利于領導機關在決策時做出最佳選擇。”根據周老《再序》精神，我們以“輿論”、“總論”、“專論”、“別論”、“外論”，于1989年3月出版，受到了當時還正在召開的七屆二次人大和政協(xié)“兩會”與會者的好評。

與此同時，首都新聞界一些知名的記者也參與了。他們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記者們訪問了周培源、林華、孫越崎、喬培新、彭德、陸欽侃、侯學煜、羅西北、陳明紹、田方、林發(fā)棠等等，一本反對早上快上三峽工程、由孫越崎題寫書名的《長江長江》，便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當時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已經確定了早建方案，要求這個特大工程在1989年動工興建，但當時無論從哪方面講都不具備動工條件，冒的風險太大，所以記者們和被訪問的專家學者無不為之焦慮，都希望快速反映不同意見，對延緩這個工程上馬時機發(fā)生一些作用。但由于沒有起碼的出版經費，只得發(fā)動義賣給予支持。我們被訪問者都以至少50元一本義買此書，周老還樂于用500元一冊的代價購買。

姚依林講話緩解了快上之風

1989年4月3日，姚依林副總理在七屆二次人大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受主持招待會的李鵬總理委托，答記者問時說：“主張建三峽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經過詳細論證。我認為，三峽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頓期間以及將來‘八五’期間，都不會有大規(guī)模上三峽工程的計劃。”（見1989年4月5日《人民日報》）

上述我們編著的兩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長江長江》中所反映的各種不同意見，只不過不同意早上快上，當然也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大家認為姚依林副總理的講話，不僅代表李鵬總理，而且也是完全合乎實際、實事求是的結論。周老在醫(yī)院里還打電話給我，說明他非常擁護姚副總理的講話，并表示莫大的寬慰。姚副總理的講話，使爭論雙方一度處于沉寂狀態(tài)，緩解了早上快上之風。但不久后消息傳來，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在不同場合吹風，說姚副總理講話不當，三峽工程仍應早上快上等等。

快上之風重新卷起

1989年8月間周老從新華社8月11日的《國內動態(tài)清洋》上看到，一些同志又在廣州集會宣傳“八五”期間乃是上三峽工程的最佳時機，從而推翻了姚依林副總理的講話精神。周老對此十分焦慮，即以九三學社中央主席的名義，于8月25日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首先提出，1988年9月他與182位政協(xié)委員視察鄂川兩省后，對三峽工程“大家都很關心”，但也很不放心。“絕大多數同志認為三峽工程問題很多，近期不宜興建。”同時，周老認為這期《國內動態(tài)清樣》中所提出的幾點認識與實際有些出入。“作為一名黨員和科學工作者，對此我感到有責任向您總書記反映我所了解的一些具體情況。”周老分析了長江洪水四個來源后指出，“三峽工程僅能控制四川上游來水，對湖北、湖

南、江西各大支流的洪水都無法控制。所以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大。”并且指出，根據水利部1980年確定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方案中種種措峋，如加高加固堤防，利用湖泊洼地等防洪工程，正是當務之急，都還有大量工作未做，大都沒有做好。還指出，三峽工程巨額投資，既非在當前國力所能承擔，且將擠占其他建設所需資金；三峽工程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經科學院專家大力調研的結論是“弊大于利”，包括庫區(qū)移民100多萬人社會環(huán)境大難題，泥沙礙航問題，庫區(qū)滑坡崩塌，誘發(fā)地震，人防安全等都存在潛在威脅。周老均以直言相陳，并建議“澤民同志最好能有機會去四川視察聽取四川同志的看法。”

1991年淮河和太湖發(fā)生的那次大洪災，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本來，這次災情不僅和是否修建三峽工程毫無關系；而且，只有說明40多年來的治水方針大有問題，應當進行認真的總結檢查，加以改進?？墒?，主管部門卻借口那次大洪災，強調非早上快上三峽工程不可。一股“早上快上”之風又重新卷起。

對國防安全的憂慮

三峽工程對我國國防風險太大，然而在三峽工程14個專題論證組中卻沒有一個國防組，只是在兩次小組會上少數同志談及國防問題。主管領導人認為，即使在現(xiàn)代化戰(zhàn)爭中，也可以預測戰(zhàn)爭征候，從而在敵人發(fā)動進攻前7天中把庫區(qū)蓄水放泄到安全水位；即使遭到核武器襲擊，大壩部分潰決，壩址到沙市間災害嚴重，但從全局分析仍屬局部地區(qū)性災害云云。聽到這樣的觀點，周老十分憂慮。認為這種粗淺的估計，既無科學依據，也是不負責任的輕率態(tài)度。因此，周老于1990年6月曾向中央軍委領導建議，召開了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等科研專家參加的戰(zhàn)略研討。周老帶病主持了這次會議。與會者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并一致認為：在目前相對和平的環(huán)境下，一定要居安思危，將三峽工程的防護問題列入重要議事日程。

大力支持“開發(fā)大西南”

在姚依林副總理講話以后，我們和周老共同研究后認為，既然三峽工程在短期內、至少在‘八五’期間不可能上馬，何況我們對晚上緩上三峽工程的積極建議，已經在兩本《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中作了充分的闡述?，F(xiàn)在應當站在更高的層次，從開發(fā)大西南富甲天下的水能資源入手，帶動開發(fā)西南地區(qū)豐富的多品種的礦產資源和生物資源，振興西南，支援全國。從這樣高瞻遠矚的發(fā)展戰(zhàn)略出發(fā)，無須對三峽工程的論證再作無謂的爭論。三峽工程在開發(fā)大西南的全盤布局中自有它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這一設想正好和周老、九三學社中央的工作安排完全一致。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在西南五省區(qū)黨政領導的配合下，并取得了《開發(fā)大西南》電視系列片組委會的資助，組成了《開發(fā)大西南》叢書編委會，積極從事調研、組稿、撰稿等編著工作。在兩年多時間內，把200多位作者撰寫的著述編輯出版了包括“綜合卷”、“地區(qū)產業(yè)卷”、“四川云南卷”、“貴州廣西西藏卷”、“紀實卷”和“聯(lián)合開放開發(fā)卷”，共230多萬字《開發(fā)大西南》6卷叢書。為了取得九三中央領導組織上的支持，周老曾親自主持在九三中央召開兩次會議，進行具體安排，并聘請九三中央的徐采棟和趙偉之兩位副主席擔任叢書的顧問；責成九三學社所屬的學苑出版社執(zhí)行叢書的出版發(fā)行工作。

周老為叢書提供了他致江澤民總書記的信，以及《關于建立長江上游生態(tài)保護和資源開發(fā)的研究意見》稿，和國家計委對此問題貫徹執(zhí)行的研究報告，周老還為叢書撰寫了序言。指出：“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社會發(fā)展十年規(guī)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的要求，依據產業(yè)重點和地區(qū)布局的原則，加快大西南的開發(fā)，從而促進地區(qū)經濟的合理分工和協(xié)調發(fā)展，特別是促進民族地區(qū)經濟文化的發(fā)展，這是一項越來越重要和越來越緊迫的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意義的戰(zhàn)略任務。”序言分別以“大西南是一塊亟待開發(fā)的資源寶地”、“大西南是我國人口眾多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縮小與其他地區(qū)的經濟差距勢在必行”、“大西南是維系長江、珠江兩大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根基”、“大西南是我國面對東南亞和南亞的前沿陣地”、“開發(fā)大西南的條件已基本具備”等專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述。這樣一套集體創(chuàng)作的系列叢書的出版，對于我國在宏觀決策中發(fā)展區(qū)域經濟作出了一大貢獻，受到了廣大讀者和西南地區(qū)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

三峽工程議案表決前后

1992年猴年早春，水利部、能源部和中國三峽工程開發(fā)總公司（籌）等11個部門在軍事博物館聯(lián)合舉辦了大規(guī)模的“長江三峽工程展覽”；由水利電力等出版社編印了整套有關三峽工程的10本叢書共10萬多冊；更準備好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的說明》和長篇的附件，迎接即將召開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這次會議已將興建三峽工程問題列入議事日程，對于這項舉世矚目、事關全局的工程，將要由與會代表抉擇后作出決策。即使有上述主管部門作了充分的、精心的、肯定的準備，但是，作為要對全國人民負責的代表們，特別是利害相關的四川省、重慶市的代表們，不得不三思而行。他們帶來了張廣欽、徐尚志、楊尚時、鄧明聰以及杜桓產等知名人士所寫的《詳陳興筑三峽工程危害請考慮放棄方案書》和《我對三峽工程的幾點意見》等文稿。到北京以后，代表們更讀到了全國政協(xié)赴鄂川視察團團長周培源所寫的《關于三峽工程的一些問題和建議》。使代表們不解的是，同樣是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率團（20多人）考察三峽工程的報告，新聞媒體作大量的突出報道，而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

周培源率團（182位政協(xié)委員）的考察報告，新聞媒體卻從未作過公開報道，原來主要的區(qū)別在于周培源的報告中寫著：“基于以上考慮，我認為三峽工程快上不如緩上。等將來翻兩番任務實現(xiàn)，國家實力增強，科技水平提高了，到那時再來考慮三峽工程的修建問題。”應當指出調者雖非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成員或顧問，又是86 耄耋 之年，仍然受全國政協(xié)的委托，不辭辛勞，長途跋涉，率團從北京飛成都，參觀了都江堰，再到重慶，搭長江輪船沿江而下武漢。一路上，除了視察沿江7個市、地、縣有關建設情況以外，又聽取水利部“長辦”和川、鄂兩省及重慶武漢及沿江各地方、各部門的工作匯報，閱讀大量資料，和182位政協(xié)委員一起考察座談。這是他親自調查研究后作出的考察報告。但由于和主管部門意見相左，而未被置理。

代表們到北京以后，還看到了李銳所寫的《三峽工程現(xiàn)在不能上馬》、薛葆鼎所寫的《上三峽工程必須落實的幾個問題》，和國家計委第一咨詢小組理論組14位離休干部討論后所說的《三峽工程上馬非當務之急》等等文槁。

 不少代表作出了審慎的思考和抉擇。最后通過了關于三峽工程的決議案，但仍有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沒有按表決器。說明在人大代表總數中近1／3的未投贊成票。這在人大表決史上從未見過，是值得決策者再三深思的。為此，在鄒家華副總理關于《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議案的說明》中特別強調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對可能出現(xiàn)的種種困難和問題，應有充分的估計和足夠的重視，謹慎從事，認真對待，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使三峽工程的建設更加穩(wěn)妥可靠。”

本著這個說明的精神，我們原來考慮，根據周老早有打算，趕編一本《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向黨的十四大獻禮，贈送給十四大的每位代表，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關于三峽工程存在的不同意見，防止決策中產生進一步的失誤。周老仍然給了我們明確的支持。但他因病住院，已經無力為《三論》撰寫序言，而同意以他在1991年7月所寫的《關于開發(fā)大西南，緩上三峽工程的建議》作為代序；同時，重新發(fā)表了周老作為全國政協(xié)赴鄂川視察團團長所寫的《關于三峽工程的一些問題和建議》。本來，有關出版社的領導同志積極熱情支持出版《三論》，并要求在扉頁上和出版社共同署名“獻給黨的十四大代表”，而且，書稿的清樣也已排出。不料，此舉卻被有關部門視為不利于十四大的安全，不準作為正式出版物公開出版發(fā)行，只準作為征求意見稿，自費（3000元印刷費）印了1000本“內部資料”，似乎一有不同意見就會妨礙國家安全，這實在難于令人理解。像這樣的艱難坎坷，我們當然不能向病中的周老訴說。但當周老得知《三論》一書還需自費支付印刷費時，就派他的司機申師傅送來了300元，并寫便條表示支持。

堅持民主科學精神的一代宗師

6年來，不論我有事找周老，或是周老有事找我，都由周老接聽電話。他思路敏捷，語言簡明，最后總要客氣地道聲“謝謝！”從1987年5月到1992年10月，在此期間，為了支持我們主編的有關三峽工程和開發(fā)大西南的10本論著，我收到并保存的周老親筆信函27件。幾乎每個重大問題都有明確的指示。從指導思想、方針政策、直到文字、數字、標點符號，全都一絲不茍地加以指點。我們10本書的顧問林華、水利水電專家陸欽侃以及林發(fā)棠和我，先后到周老家向周老當面匯報請示達10次左右。尤其使我感動而不安的是，有多次臨時需要聽取周老的意見或者他有材料交我，他知道我用車不大方便，常是在他參加全國政協(xié)有關會議前后，親自到三里河計委宿舍登上三樓到我家。而這時周老已經是86到89耄耋之年。直到1991年周老的女兒周如玲從美國回來得知后，到我家說明周老已年近九旬，健康狀況欠佳，要我盡量少找周者請示聯(lián)系。因此，近兩年除了重大節(jié)日和林華等同志前往看望周老以外，就很少打攏他了。

6年來，在和周老交往過程中，使我深深體會到，周老作為一貫堅持民主與科學精神的老一輩科學家，在三峽工程論證中始終以民主科學的態(tài)度來提出他的合理化建議。這和我們黨中央一貫倡導的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實踐中，也是在不斷前進的。

沒有想到，在我離休之后，竟能遇上像周老那樣一位對人體貼入微而又堅持真理的偉大科學家，真是對我莫大的鼓舞，大大激勵我要更好地發(fā)揮老有所為的精神。1989年11月30日，他寫信給我，既對我榮獲“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表示祝賀；又極為贊同我為人民日報《大地》副刊所寫的《延安精神不能失傳》一文的觀點，并為我題寫了“實踐延安精神的楷模”的贊詞以資鼓勵。

 ?。≈芾?，您真是廣大后生學人的良師益友！    

 

憶父親田方與周培源的交往

（田紅）

我多次參加過九三學社社史知識講座，了解到新中國成立后，九三學社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中重大問題的協(xié)商，為發(fā)展科學技術等事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知道了九三歷史上有諸多老前輩發(fā)揚愛國主義精神，秉承民主、科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他們淡泊名利，無私奉獻。每當這時，都會聯(lián)想起父親田方與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二十多年前認識交往的一段歷史。今天重讀史料，我決意把父親與周老結識和工作交往的這個片段用文字寫出來，以表達自己對前輩們的懷念與敬意。

父親善于思考，勤于筆耕，1983年離休后為國家計委咨詢小組成員，繼續(xù)發(fā)揮余熱。記憶中父親總是坐在家里辦公桌前寫作，常常讀書到深夜，有時晚上醒來也會看書一直到天亮。離休后的十年里合作主編出版的論著有17本，且內容均為對三峽工程論證、開發(fā)大西南、生產力布局和人口遷移問題等重大課題的研究。

父親和周老正是結緣于對三峽工程的研究和再度論證階段。

1984年3月國家計委主任宋平批示給呂克白和父親，要求就“組建三峽特區(qū)政府實行庫區(qū)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設想”文稿進行研究，并提出意見。此時，父親已經離休，但考慮到研究三峽庫區(qū)問題與他離休后選擇的“我國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國人口遷移”研究課題密切相關，便欣然接受了組織上的委托，邀請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林發(fā)棠等同志著手調研、收集資料。

隨著工作的開展和深入，父親與各方專家學者進行了廣泛接觸，了解到對于三峽工程論證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1986年重新組織論證以來，爭論更加激烈，問題錯綜復雜，已收集到的諸多論文從專家角度對工程涉及的具體問題和可能出現(xiàn)的困難進行了科學闡述。審閱一份份彌足珍貴、充滿作者強烈責任感的論著，父親深感肩上的重擔，認真思考論文中的寶貴意見和建議，常常帶著一些問題上門請教專家。記得那段時間家里電話、信件很多，來往客人頻繁，有熱烈的討論，也有爭論，學術氣氛濃厚。

如何將調研收集到的問題和各位專家意見如實反映出來？

父親與眾多專家學者的深入探討，大家同憂共力，紛紛超脫了自我，凝結了共識：三峽工程事關重大，涉及面廣，影響深遠，論證工作一定要科學嚴謹，尊重事實。他們把個人得失拋在腦后，按照工作進度，廣泛收集資料，調研著述，組織有關專家學者撰寫論文，準備編成專集，供決策部門參考。

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正式會議上，多次強調要實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這種氛圍促使父親和林發(fā)棠等編委加快了調研和編著進度。在相關論文陸續(xù)收集齊備時，需要請一位有權威的科學家給予支持，這時，父親得知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十分關心三峽工程的情況。1987年3月，父親抱著試試看心情給周老去信，請求他為編著寫一篇序言，5月即收到周老親筆寫的長達1400多字的回信，他首先表示贊成并支持編寫這本書，還提出了具體意見。父親與相關專家學者根據周老的意見進行了認真的修改，完成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這本書。出版之后社會反響熱烈，推動了國內外更多專家學者參與三峽工程的論證。

之后，在周老的直接指導下，父親于1989年4月相繼與人合作編輯出版了《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及《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續(xù)）等論著。周老雖年事已高，仍分別為論著作序，闡明緩上三峽工程的觀點，堅持將不同意見編輯出版，進一步展開論證，與120多位專家學者“知情出力”，共同奉獻了匹夫之責的一片愛國心。

對于緩上三峽工程的建議已經在幾部論著中得到充分闡述，為此，周老與父親和部分專家學者達成一致意見，應該考慮更高層次——從開發(fā)大西南水資源的發(fā)展戰(zhàn)略出發(fā)，挖掘西南地區(qū)豐富的多品種的礦產資源和生物資源，振興西南，支援全國。1989年5月，周老首先提出開發(fā)大西南和開展大西南生態(tài)保護研究，并作為九三學社參政議政的重要課題，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同意，列入國家“八五”計劃。這時，周老又大力支持父親與當時九三學社中央機關的徐采棟、趙偉之兩位副主席等，共同研究籌劃編著了《開發(fā)大西南》六卷叢書。為了取得九三學社中央組織上的支持，周老親自主持，在九三學社中央機關召開兩次會議，進行具體安排，責成九三學社所屬的學苑出版社執(zhí)行叢書的出版發(fā)行工作。從周培源主席到九三學社中央以及廣大作者無不對此嘔心瀝血，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1991年2月周老為我父親的《秋實集》題寫書名，并于書評中將他們的相識與相知娓娓道來：

“……我和田方同志認識很晚，只是近幾年的事情。幾年來，圍繞三峽工程上馬時機問題，國家廣泛征求各界意見。對這樣關系到國計民生、子孫后代的特大工程，能夠科學化、民主化決策，真是國家之大幸。不主張早上、快上的一方大都上了年紀，像我這樣近九十歲的人，不僅要力陳自己的主張，而且還要組織眾多的專家學者著書立說，讓更多的人了解，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所幸遇到田方同志，他在離休后注力于研究生產力布局和人口遷移問題，很自然地聯(lián)系到三峽工程。雖然他也年逾七旬，毅然承擔責任，邀集了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辛辛苦苦，兢兢業(yè)業(yè)，僅用了一年的時間，編輯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之后，關心三峽工程的人越來越多，論爭雙方也很激烈，他和林發(fā)棠同志合作又編輯出版了《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誰能想到往往要靠一個龐大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干的事，他作為一個離休老人團結有關同志全擔待了，而且干得如此有效！”

“前年，九三學社分擔了考察研究西南開發(fā)問題的任務。田方同志雖不是九三成員，卻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熱忱，隨‘瀾滄江流域水電經濟開發(fā)綜合考察團’，沿瀾滄江中下游考察三千多公里，組織考察團成員編撰成《瀾滄江——小太陽》一書，系統(tǒng)地向國內外介紹、宣傳了富有潛力的瀾滄江流域，深受云南省人民政府和讀者的歡迎。”

父親在家人面前提及周老時，敬佩之情溢于言表，為自己在離休之后能遇到這樣堅持真理的偉大科學家感到莫大的榮幸，贊嘆周老思路敏捷，語言簡明，既尊重事實，又敢于講真話，為周老專注、嚴肅的學術態(tài)度所折服。在他們交往的六年里，周老支持父親編著了十本論著，從指導思想、方針政策，直到文字、數字、標點符號等，全部一絲不茍地加以指點。還有一次令父親感動不已的是，在1992年國慶節(jié)期間，周老得知《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需要自費支付印刷費時，專門派人找我父親送上三百元錢，附便條表示支持。父親與合作者先后到周老家當面請教過十余次，而耄耋之年的周老也多次親自登上三樓到我家找我父親交談或交與資料。此間父親先后收到周老親自書寫的二十七封信，現(xiàn)已被珍藏在父親老家的海寧市檔案館中。

重溫這段歷史，讓更多的人了解三峽工程論證工作中那些默默無聞的故事。歷史留下了父輩堅持真理、尊重科學、主張民主決策的印記，愿這種精神永遠傳承下去。（田紅 田方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