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中央電視臺播出《一本字典引發(fā)的愛心之旅》的報道，說的是農(nóng)村小學連《新華字典》都難以人手一冊。聽后令人心緒不寧，同時也勾起我對《新華字典》之父魏建功的追憶。

《新華字典》是我的啟蒙老師，也是我的終身伴侶。然而它出自何人之手，多年來苦于“相見不相識”，猶如魯迅所言“人生識字糊涂始”。改革開放，正本清源，始知它是北京大學教授魏建功的寧馨兒。

早在上世紀上半葉，魏建功看到讀書人查字，抱著《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翻來覆去頗費周折，便構想編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實用”的語文工具書。

五四運動后，推行國語，提出“言文一致”和“國語統(tǒng)一”兩大口號。國語運動中，年輕的魏建功寫出數(shù)本音韻學專著，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1928年，他在老師錢玄同的舉薦下，加入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委員會”，并任七名常委之一，負責編輯《國語旬刊》，時年27歲。他講授的《聲韻概要》，與胡適《中國文學史概要》、沈兼士《文字學概要》，并稱北大中文系“三大概要”。

抗戰(zhàn)勝利，魏建功又被派往臺灣出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大力推行國語，以清除1895年“馬關條約”后日本文化的殖民影響。1947年他在《大公報》發(fā)表的《國語辭典論評》一文中指出，“我們沒有客觀描寫語言形態(tài)的工具，時常把聲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典里。……我們該從新工具的產(chǎn)生解決這問題。”于是，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他約周祖謨、金克木等北大同仁，商量編纂一本新型的字典獻給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大家一致認為此舉功莫大焉！

魏建功草擬了《編輯字典計劃》，提出“以音統(tǒng)字，以字統(tǒng)義，以義統(tǒng)詞”的總體例，并將未來的小字典定名為《新華字典》。在編寫過程中，力避舊字典注釋“某，某也。”陳陳相因的老套子，體現(xiàn)“規(guī)范、科學、實用、便捷”的新特色。1953年，通過以魏建功為主編的編委們的分工合作和共同努力，中國第一部《新華字典》終于同廣大讀者見面了。

《新華字典》初版至今，修訂12次，發(fā)行達4億，是中國乃至世界圖書出版、發(fā)行史之最。它傾注了先哲們的心血，凝聚了幾代人的汗水，在2004年第10版修訂說明中這樣寫道，“修訂中我們認真研究了1953年原版的風格特點，對比參考了歷次修改版本，在加強規(guī)范性和科學性的同時，特別注重保持原書的簡明性和實用性。”這充分肯定了1953年初版的奠基之功和不朽勛業(yè)。但遺憾的是，《新華字典》未像《現(xiàn)代漢語詞典》在扉頁寫上呂叔湘、丁聲樹兩位先哲的名諱那樣，也寫上“魏建功”三個字以示敬意。

在此，為使蒙童記住魏建功，不妨對這位精通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久負盛名的大學者做一簡介：魏建功（1901－1980），江蘇海安人。192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北大教授、副校長、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院士）等。是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常委。被前蘇聯(lián)學術界譽為中國三大語言家之一（王力、黎錦熙），與王力、游國恩、楊晦并稱北大中文系四大一級教授。

至今尚健在的106歲的人瑞、語文大家周有光先生，在10年前——魏建功百年誕辰之際，講過“小國送大書，大國送小書”的故事：文革后期，歐洲最小國家摩納哥的國王來到中國，贈送中國一部《摩納哥百科全書》；中國回贈摩納哥國王一本《新華字典》。足見《新華字典》的歷史地位和非凡價值，是代表了當時中國字典的先進水平。

今年，恰逢魏建功先生110周年誕辰，憶及《新華字典》的原創(chuàng)，飲水思源，寫下此文，謹以紀念這位鮮為人知的《新華字典》之父。（李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