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當我1歲3個月的時候，就失去了生我養(yǎng)我愛我的父親張西曼。我1948年3月出生在南京，9個月大的時候隨父母化裝行軍越過千里封鎖線北上，如今在北京已經(jīng)生活了61年。

從牙牙學語直到長大成人，家中只有我和沒有社會公職的一條腿殘缺的母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少有親朋來往。張西曼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他的一生干過什么事情？年幼的時候，我并不清楚，只是由于每年在清明節(jié)的那一天，我的母親魏希昭（1914-1976）都可以帶著我乘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來的小汽車，遠赴平時沒有機會涉足的郊外為父親掃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遙遠的回憶。在我幼小的心靈里，這是一年中最享受歡樂和夢寐以求的日子，不懂事的我完全不顧母親獨自坐在父親的墓旁哭泣，一個人在萬安公墓里無憂無慮的四處轉(zhuǎn)悠享受無盡的歡樂。隨著年齡一天天長大，我才朦朦朧朧地知道在遙遠的香山腳下那方不大的石碑底下埋葬的人就是我的生身父親。等到我開始識字的時候，才知道人們稱呼我的父親是“張西曼教授”，但是他離我確實太遙遠了。

最初關注搜集探訪張西曼的生平事跡完全出于好奇，我奇怪為什么父親能夠得到舉世景仰的周恩來總理落款是“敬題”的墓碑，奇怪我的母親為什么是個只有一條腿的殘疾人，為什么她連個工作崗位都沒有，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我更奇怪為什么母親為人是那么正直善良可親，卻總是遭到社會上無緣無故的欺辱迫害和打擊？目睹母親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我決心對我父母的歷史探個是非究竟，讓真相大白于天下！

沒有時間，沒有經(jīng)費，沒有助手，我開始了大海撈針般的艱苦搜索，可是不幸的是我的身體也有殘疾，因為母親25歲時就在1939年的重慶“五•三”大轟炸中被日本飛機炸斷雙腿，經(jīng)醫(yī)生救治雖勉強保住了左腿，卻在腳腕上留下了一圈永遠的傷疤，而右腿則高位截肢，母親是穿著假腿懷孕才生下的我，造成我的雙腿先天性關節(jié)殘疾，所以我的行動比一般正常人要困難得多，但是無論什么困難也嚇不倒我，只能使我的意志更加堅強。

事隔多年之后，我慢慢了解了一些事實。1949年7月10日，畢生為中國“民主與科學”的實現(xiàn)而奮斗的父親，因多年革命奮斗、積勞成疾，身患肺癌不幸病逝北平，年僅54歲。父親臨終最后一次為醫(yī)學科學獻身，遺言以不能多所貢獻于“中國受苦的民眾”為憾，“為了后來的患者”把自己的遺體捐贈協(xié)和醫(yī)院解剖。隨即，由董必武、林伯渠、周恩來、李維漢、陳紹禹（王明）、李達、李濟深、沈鈞儒等19位中央首長組成張西曼治喪委員會，并成立了以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為首的張西曼遺著整理委員會，當時全國各大報紙都報道了父親病逝的消息。周恩來在1949年8月應我母親之請，為先父題寫了落款是“張魏希昭率女小曼敬立”、“周恩來敬題于北平”的“張西曼教授之墓”。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有落款題名的僅有的三個墓碑之一，而我父親則是其中惟一獲得落款是“周恩來敬題”殊榮的國民黨人。

1950年初，母親被誣陷是國民黨派到張西曼身邊的女“特務”，兩年后被組織錯誤處理丟掉公職，此后長期被公安機關當成“特務嫌疑”蒙冤后半生，而張西曼遺著整理委員會也隨之悄無聲息地解散了。實際上母親是一個從1929年就投身學生運動的多年受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領導的正直善良的女性，在父親孤身生活多年后追求自己的終身伴侶時，母親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劉光同志的指示“從旁協(xié)助張西曼從事革命工作”任務，而與父親結合的。1976年11月23日，在全國粉碎“四人幫”勝利大游行的第三天，為丈夫一生受盡磨難的她撒手人寰，生前她曾經(jīng)滿懷悲憤地告訴我：“我的名字叫希昭，是希望昭雪?。?rdquo;我成了孤兒，可是我感到身上有副重擔，那就是這個世界上，除了我已經(jīng)沒有任何人可以花費巨大的心力去搜集整理張西曼的生平資料，沒有任何人可能為我的母親父親無辜蒙受的冤屈昭雪，我決心不怕任何艱難險阻，矢志不渝地為父親搜集資料，以完成50年代張西曼遺著整理委員會受母親冤案干擾而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

多年來，在習仲勛、胡喬木、黃華、朱蘊山、屈武、朱學范、雷潔瓊、孫曉村、彭有今、石西民、于剛、李定等等許許多多好心人的幫助下，我拖著殘疾的身體克服重重困難、多方奔走，終于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政協(xié)等各級組織和領導的認可，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在父親被埋沒三十五年之后（1950年中蘇友好協(xié)會曾主辦紀念張西曼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會），1985年6月29日由民革中央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主辦了“紀念張西曼先生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1995年6月20日由民革、民盟、九三學社三個民主黨派中央聯(lián)合召開隆重的“紀念張西曼先生誕辰百周年座談會”，2005年12月3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及中外關系史研究室聯(lián)合舉辦“紀念張西曼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2009年7月10日由中國現(xiàn)代史學會、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中國俄羅斯友好協(xié)會、中國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聯(lián)合召開“紀念張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座談會”，這四個紀念會的召開，凝聚了多少新老同志的共同心愿，也凝聚了我這個父親最小的女兒的多少心血和汗水??！一路坎坷，一路艱辛，回首往事，真是感慨萬端。其中有感動、有艱辛、更有收獲和贊譽。

從1980年發(fā)表第一篇紀念文章開始，我北上黑龍江，南下廣東廣西，東到上海、南京，西到新疆，甚至足跡遍及俄羅斯的莫斯科、彼得堡和烏克蘭的基輔，我還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從法國里昂圖書館復印回來了1922年1月父親以“希曼”筆名翻譯的“康民尼斯特（共產(chǎn)主義的音譯）叢書第二種”（叢書共出版四種），此前，父親在1920年自行出版了最早的《俄國共產(chǎn)黨黨綱》，黨的綱領是黨的旗幟，這本《俄國共產(chǎn)黨黨綱》（全文39頁）代替當時不能公開出版發(fā)行的《中國共產(chǎn)黨黨綱》（全文1頁）有力地在中國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充分證實先父張西曼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發(fā)展和壯大做出重大貢獻。

在多年的逆境中，我從來都沒有屈服過。沒有條件，我就想方設法奔走于所有能聯(lián)系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1978年2月我開始借調(diào)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從事《中華民國大事記》的編撰工作，利用這里的便利條件，我先后三次翻閱了全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創(chuàng)辦的《新華日報》，并抄寫了父親在該報上發(fā)表的所有文章，著手搜集父親所有的活動線索，并為《中華民國人物傳》撰寫了3000多字的《張西曼》小傳，但由于在補充調(diào)查資料時湖南長沙有人繼續(xù)造謠說我的母親有問題，已經(jīng)在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填表的我因此失去了留在所里的機會，1979年12月調(diào)入民盟中央組織部工作，這一干就是24年。被迫離開一心向往的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終生的遺憾。

沒有經(jīng)費，我就從生活費里擠，從牙縫里攢，能省則省，我對自己的苛刻近乎極致，對于我來說，沒有吃不了的苦，為了去廣西訪問父親的親屬搜集資料，我愣是坐了三天的硬座，連著三天晚上都是用席子在座位下面的車廂地板上一鋪就睡了。全國政協(xié)和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曾兩次為我撥款，但杯水車薪，難以解決巨大的花銷費用，我仍然是能省則省。1992年我去俄羅斯查找資料，政協(xié)機關財務處的同志問我2000美金夠不夠？我說沒問題。為了節(jié)省經(jīng)費，我沒有坐飛機，而是坐了6天7夜的火車才到達莫斯科，在俄羅斯查找資料兩個多月的時間，沒有進過一次飯館，都是啃著面包、喝著牛奶等充饑，連吃帶住加上車費總共只花了1000多美金，也就是9000多人民幣，兩個月以后當我回到北京把剩下的900多美金還到政協(xié)機關財務處長的手里，他驚奇地睜大了眼睛，可是我卻從數(shù)千里外的莫斯科列寧圖書館，找回了父親1922年出版的《俄國共產(chǎn)黨黨綱》、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羅斯》讀本、1937年普希金紀念集等國內(nèi)罕見的重要資料的復印件，填補了歷史的空白。這其中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后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沒有線索，我就從父親的治喪委員會和生前好友學生入手，滾雪球般地慢慢擴大聯(lián)絡范圍。在石西民、于剛等老同志的幫助下，我的筆記本上聯(lián)絡的人名不斷增多，很多前輩紛紛為先父題詞，像宋平、陳立夫、楚圖南、周谷城、雷潔瓊、胡繩、張友漁、夏衍、臧克家、董壽平、童小鵬等等都為父親留下了寶貴的墨跡，這些不僅是對父親生平事跡的贊揚，更是對歷史深切的回顧，我感到越往上面找，越有人了解父親，更明白了我從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如今熟悉父親的絕大多數(shù)老前輩都已作古，但我搶救的史料卻永遠留存下來了，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研究室的同志稱贊說：“你搜集的這些資料，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越是困難越向前，在我不間斷的努力下，我的理想和追求有了回報，我在查閱報紙時發(fā)現(xiàn)父親的活動在20年代的《晨報》上就有多處報道，而最早的資料是1918年哈爾濱檔案館存放的《懷念中之五君子》一文，記載了父親1917年在東北與友人霍占一等創(chuàng)辦東華學校的貢獻，并稱為“五君子”；我還查到1920年北京大學檔案館保存的父親與李大釗、顧頡剛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并擔任“編目組事務員”的材料，證實父親回憶錄中提到的1919年在北京大學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并于1920年創(chuàng)辦北大俄文系所言不謬；我在《少年中國》雜志一卷九期上發(fā)現(xiàn)了父親1920年3月15日撰寫的《俄國詩豪樸思踁（普希金）傳》，成為十月革命后最早向中國人介紹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的文章；我又發(fā)現(xiàn)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父親1920年曾與李大釗共同創(chuàng)立俄國災荒賑濟會，父親任總務股副主任，而李大釗則任文書股副主任，發(fā)動全國上下募捐，為伏爾加河流域大災荒中的蘇俄難民送去珍貴的糧食和物資；并發(fā)現(xiàn)了父親在各種社會活動中多次的捐款記錄；在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副所長的幫助下，我發(fā)現(xiàn)了父親1921年4月給胡適先生的信，談到“我是有志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溝通’自任”的重要內(nèi)容；而1922年蘇俄全權代表越飛來到北京，8月20日《晨報》上曾報道我父親為俄國災荒賑濟會會長熊希齡和越飛之間擔任翻譯；還在1945年10月10日《中央日報》上發(fā)現(xiàn)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政府刊登了向父親等一批抗戰(zhàn)有功人員頒發(fā)“勝利勛章”的消息等等。1995年父親百年誕辰時被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王兆國部長稱頌為“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運動的民族英雄”，充分肯定了父親在近代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抗日戰(zhàn)爭文化戰(zhàn)線上的歷史地位。2005年我作為張西曼的小女兒在人民大會堂獲得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fā)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獎章。

2009年是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九•一八”侵華戰(zhàn)爭的78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舉辦的“百姓抗戰(zhàn)”展覽中也終于有了張西曼的事跡陳列，展柜的標題就是“此身已許中流柱，一往無前志未灰”。

我到處搜集先父資料，并勤于筆耕，在國內(nèi)國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化報》、《中華讀書報》、《炎黃春秋》等各種報刊雜志和網(wǎng)絡上發(fā)表有關先父的文章160多篇，又于1995年出版《張西曼紀念文集》（為歸還出版社墊付的27000余元印刷費，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東奔西走，到處推銷書，一年里每天僅能休息兩三個小時，46歲就白發(fā)滿頭），因缺乏經(jīng)費于2005年自行復印裝訂出版《追尋先輩的足跡》（50萬字），2009年7月又在九三中央、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提供的部分經(jīng)費支持下，把《張西曼紀念文集》、《追尋先輩的足跡》、父親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羅斯》讀本、1937年的《蘇聯(lián)新憲法》、1945年《民主與科學》雜志、1949年《歷史回憶》等等復印后散發(fā)給出席“紀念張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座談會”的專家學者和各個相關圖書館和檔案館，進一步推動了對張西曼的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張西曼研究是我應該獻身的崇高的事業(yè)，早已超過了簡單的父女之間的感情，我的父親不僅屬于我自己，他更屬于我的國家和我們中華民族，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他不僅順應時代潮流，更勇敢地推動歷史潮流，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在中國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為聯(lián)蘇制日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為在中國實現(xiàn)民主與科學，擺脫封建殘余，推動法制建設，奮斗了短短的但卻波瀾壯闊的54年，成為國民黨人中惟一的一個畢生公開宣傳馬列主義，公開支持共產(chǎn)黨，奮不顧身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的抗日民族英雄，為推動中國民主與科學和憲政民主的實現(xiàn)戰(zhàn)斗在時代的最前沿的英勇戰(zhàn)士。

2010年1月19日，我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2006年《黨史文匯》上轉(zhuǎn)載了1986年第4期《四川黨史通訊》上署名周子信的文章：“中國最早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團體是1919年下半年由張西曼在北京組織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我感到非常振奮，立即開始多方尋找這位黨史工作者的下落，經(jīng)過不懈的努力，23日我到國防大學走訪了82歲的黨史黨建部離休的老師長周子信教授，他提供了1989年底采訪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人張申府的情況，周教授告訴我，張申府以親身經(jīng)歷告訴周子信，先父張西曼組織的社會主義研究會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他參加了社會主義研究會，后來才與李大釗組織了北京大學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周教授隨即寫出“張西曼組織的‘社會主義研究會’是中國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3月18日以“社會主義研究會初探”為名在《團結報》第7版發(fā)表。2009年5月我采訪了80歲的周恩來總理生前衛(wèi)士韓福裕同志，并寫成了“1975年周總理稱張西曼是‘紅色教授’”一文，2010年5月6日《團結報》以“紅色教授”為名摘錄發(fā)表。另外在湖南師范大學李長林教授的積極推動下，與我共同編輯的收錄了先父張西曼生前部分遺著的約30多萬字的《張西曼集》，也被湖湘文庫列入出版范圍，一校稿已經(jīng)校對完畢，將在2010年先父誕辰115周年之際正式出版。200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批準的“百祿亭”（先父字百祿），在2009年10月我回到故鄉(xiāng)長沙時在省市各級組織的幫助下得以落實，預計在2010年有希望建成紀念地。

在60年來國內(nèi)外沒有任何專門的學者研究他的情況下，我的40年的業(yè)余研究填補了歷史的空白，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奠定了研究基礎。看到有的朋友依據(jù)我整理、提供的資料撰寫的關于先父張西曼的論文獲獎，我比自己獲獎還高興，因為我的書被許多朋友采納，已經(jīng)發(fā)揮了應有的歷史作用。

1999年俄中友協(xié)為表彰我三十年如一日搜尋先父和中蘇文化協(xié)會史料，向我頒發(fā)了“俄中友誼”功勛紀念獎章并被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中國俄羅斯友好協(xié)會聘為全國理事會理事，如今我的文章流傳甚廣，還得到很多國內(nèi)外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和廣大朋友的認可和引用，俄中友協(xié)名譽主席齊赫文斯基甚至稱贊我是中俄文化交流界“中國最偉大的三個女性”之一，這難道不是我最值得高興的事情嗎？

如今我雖然已退休7年了，仍然繼續(xù)奔走圖書館檔案館搜集資料筆耕不輟，我撰寫的先父于1935年10月創(chuàng)辦的《中蘇文化協(xié)會史料長編》（1935-1949）現(xiàn)在已經(jīng)超過7萬字，同時在著手編輯《張西曼年譜長編》，任重而道遠。我將繼續(xù)抓緊生命的分分秒秒，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為徹底恢復母親魏希昭的清白和出版《中蘇文化協(xié)會史料長編》、《張西曼文集》、《張西曼年譜長編》等著作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