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訣趙公歸來，連日夜難成寐。

我有幸與他相識、相接、相從、相事20余年，受教良多。種種往事，儼若綿綿之水，涌在心泉，牽縈于襟腑。其間，雖未曾有過什么風浪跌宕而思之則撼搖神弦的重大變故，也從來沒有過任何或迎意取合、或偏袒失過以營圖功利的私厚之惠；但，就是在我們共契相約且始終徇行無愆的那種“淡水之交”中，他既是相知而誨諭切情的良師，又是相輯而友穆無騫的兄長，給我留下了歷經(jīng)逝水淘潠而愈凝愈濃的感慰與眷想。

初識趙公，是由于1986—1988年間多次被所在地方組織派來參加社中央召集的有關(guān)研討會。趙公作為研討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無論是在會上相疇，或是在會下相見，都總是以那種事無巨細而甘分負重、謙抑自約而不茍言色、待人和遜而不妄加非折、論事平允而不率語是非的長者之風品，使人款心愿與近就親接。其間，又得知他還是從建國初期即從事民主黨派專職工作的“老經(jīng)驗”，聯(lián)想到過去幾十年里民主黨派歷經(jīng)風風雨雨的種種艱厄，更是令我由衷欽敬。

不過，要能說是對趙公的心德、操介有較多悟解，且膺服之忱自爾與日彌深，乃自遇事常心諾引為鑒照以省己之不逮；則是在我調(diào)來機關(guān)勉充他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助手，身歷共涉繁慮、日夕相摩的實踐耳濡目及之后才漸漸得到的。

我一直清晰地記得。1988年仲秋，在香山飯店，當社的中央常委會議通過我任職的決定之后，我懷著向這位行將日與共事、且悃悰欽信的“老經(jīng)驗”求教的渴念，第一次請求和他獨對談款，他就推心相與，給我留下了一句可謂益我終生的、“師父領(lǐng)進門”式的至要箴誨之言——“做好今后的工作，就要時刻記住‘忍辱負重’4字！”

說起來實甚惶愧。我遠遠夠不上那種能心印靈會迅即徹悟“師誨”的聰聽之“徒”。對于趙公特特以這4字相囑，我當時雖亦聞之動念，約略意識到此中意深旨遠?？稍谙喈斠欢螘r間里，并未能真正醒識。這不僅是他幾十年身歷風雨坷坎而凝—的最重要經(jīng)驗，更是他已融溢于衷襟而虔奉行必的律身規(guī)準。同樣也未得悟徹，這四個字，對于工作大局與個人修養(yǎng)，都是何等的至關(guān)重要；而要做到既“負”且“忍”（特別是“忍”），又是何等的不易！

到趙公身邊工作之后，我們之間再未涉過這個話題。然而，我卻一天比一天更強厚地感受到，他絕非僅僅是以這4字要之于我這個后進晚學，而是在時時處處、待人理事之間，都在恂恂以身示范；在我心目中，可謂是近乎完美地不斷以實行詮釋著這4字的義諦，就像是在我身邊豎立起一面無法回避、且不時鑒顯出我之短絀的明鏡。而正是這種不假諸贅言的無聲之教，在日增月益的潛移默引間，使我逐漸得以新有一些前人所說的能自“知非”、“識體”的長進。

說起趙公的勞勚自任、率身重負，實在可說是忘我地把自己恒常置于超負荷運轉(zhuǎn)的狀態(tài)。我調(diào)來機關(guān)時，他已六十有五，體本羸瘦，又有好幾種慢性頑疾纏身——胃脘欠佳，包括牛奶與多種主副食都忌用，因之一日三餐皆量極少而質(zhì)甚菲；老年性皮膚瘙癢，到外地因氣候、水質(zhì)變化則更易引發(fā)，常因此而夜難安枕；間發(fā)性心絞痛，常在一日勞累后于翌晨兩三點鐘發(fā)作，只是靠含服硝酸甘油抑制…… 但他卻總是夙興昧旦，從無倦色；兢兢懇懇，絕不懈忽；似乎借資與那常在手邊的一杯清茶、一盒香煙，就有了補充精力、助激思維的不盡能源。尤其使我感慨不已的是，他不僅深恐影響工作而亟罕對人言及病累（我也只是隨從多次公出而日夕食宿與伴才逐漸察知的），更從不在飲食等事上提任何的（哪怕是極易辦到的）個人要求。曾有幾次，我見他實在過于“事煩”而“食少”，不由得想起司馬懿說孔明“其能久乎”的那句令人憂感的老話，就自作主張請接待的同志給另煮一小碗他所習好的湯丐，事后他還總是叮囑：“不要為這點小事給人添麻煩” ……

如此日時目染他克篤竭精于工作，我不由得常生自反戒約之念——作為他的助手在身邊相與共事，若或倖存懈弛拈輕之想，又怎么能心安不愧地與之面對呢！那些年，仰模楷引牽于前，我確亦曾立心隨逐軌操、勉力克荷重負。然而，一個潛匿于心下的“我”字，終究未能摒絕，有時仍耐不住寂泊，不禁要訴訴辛苦以自表于人前。至今溯思往跡，每當我用趙公那種盡命劬瘁而始終恬然甘之、從不言勞的精懇忘己以自鏡，就仍不免會汗顏而忐忑難以自安。

再說“忍辱”。這曾是我當初反復思度猶未及解了的一大疑結(jié)。我自幼受舊時士大夫們那種“士可殺不可辱”的觀念熏染甚深。為何要“忍”？又如何去“忍”？自我似乎很難找到令已心服的解答。則更是得迪于趙公那時常在撥亮心燈的范人標表，初間觸開我慣習思維的茅塞，繼爾乃漸漬得以悟入而實切有所獲于心識。

社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副主席時，由于某些客觀因素的影響，十一位候選人有兩位落選。趙公于其中。此事既使不少人甚感意外，我則別有一種悱悱不安。依照自己多年慣習的思維邏輯，類此變事，肯定會令當事人覺得“有傷自尊”；進而則難免影響本人情緒、甚至工作。我既與趙公處于那樣一種事必互動的工作關(guān)系，不由得就生出幾分杞慮。會后的事實證明，他絲毫也沒有失落、不忺之類的情緒變見，仍是一如素常淡定、平和地面對所有人，仍是以多年一貫的穩(wěn)慎、謹正作風有條不紊地操持工作。對此，我起初雖尚未及深識，心下已是亟為佩仰——有如此榮辱得失不行于色的自制力，實在是大為不易！

過了一段日子，趙公與我共議一些省級組織將要換屆選舉的工作，不覺間提及一中全會的情況引為借鑒；我順便說起，會后有不少同志曾對他的落選表示遺憾，認為原本有可能避免。趙公聽了，淡然一笑后坦坦懇言，說了一段至今我仍覺得音猶在耳的話：“沒什么可遺憾的。我本無所求于名位，也就無所謂得失。這次選上，還是要繼續(xù)做這一攤工作，只有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沒選上，也照舊是這攤工作，還得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說到底，個人的名位得失，永遠也不能看得比工作還重要。”這一席話，展顯了一種與昔時我之所慣習迥殊的思維邏輯，對我可謂觸感深至、開析蒙惑。此后，我漸寖學步，試徇趙公之言以自矯，用一種新的視角去反躬審省，冉爾乃得有發(fā)悟——過去幾十年，我一直看得十分要緊的、雖因此屢遭人非甚至挫衄臨身也終守不悔的所謂“自尊心”，若是醒心勘破，終究只不過是局促于一個“小我”一時一事之得得失失而難自超拔；在趙公那種“無所求于名位”、“也無所謂得失”的胸度相形之下，其眼界、襟抱之窄淺、陋庸，就自爾愧覺實在是不堪齒數(shù)了。

再至于后來累歲經(jīng)見，趙公確不止一次遇到過那種不得不屈意應之或默口忍容的、在我看來則是會頗令人覺得傷辱的事情。而無論是當眾慢尤或是背后加非，也無論是因工作意見有差而遷怨于身或是僅屬個人得失較計而謾誄于后，他始終都淡寧處之、表里靜一若止水之甘居下而泰然容置…… 如此目觸感結(jié)久之，我不由得潛心反復忖量其中奧蘊，這才逐漸真正掂出了趙公畢生恪行不移的那個“忍”字的分量——決不是一時一事的強自制屈忍抑，而是出于對事業(yè)的忠一不渝和高度責任感，在自覺日時砥行礪心的精神淬煉中得到升華，才得以臻備的一種高遠靜一的自忘境界；在這種境界中，諸如錙銖爭較、睚眥不快、長短慮算、高下患忌、恩怨爾汝、親疏懊惋的類類精神塵屑，已不再有遇事生風即說起擾雜德宇的余地。我識荊既晚，且覺識不敏，觍隨趙公理事經(jīng)年，雖因有他的警策諄諄入耳在先，又有他的范式時時飭？戒于側(cè)，在崗時亦曾勉期踵跡賢行，未敢忘背這個“忍”字。但，實心自剖，我之曾“忍”，則往往是由于身已直面如若“不忍”即受命肩承的工作就無法按組織要求完成的猝迫局境，乃不得不以理性強勒諸己而“忍”下所本非真正甘愿之“忍”。至于事后，都在感情上常不免心中耿耿，難以自釋。這種在時已年逾知命、將及耳順之身猶未能脫卻的庸庸塵念爭心，至今仍是我每一思及就深覺有負于趙公當年期寄的永永之愧。

對于趙公，我不僅由衷欽傾他為公自忘、忍辱負重的操品，還對他給了我晚歲猶得增成修己之識悟的啟沃，一直是心懷感感。不過，來機關(guān)不久，在一次公余漫說起昔今人際交糺的世象變轉(zhuǎn)時，趙公曾意味深長地表示：“同事、朋友之間，我還是主張遵循‘淡水之交’的古訓。”此言使我回味起白香山贈友人的詩句：“淡水交情老始知。”當時，自己也可說是已近乎應“始知”的年歲了，盡管對這“淡水”二字所涵容的邃旨尚未盡詳旨徹曉，卻從此一直是謹徇著他的“主張”。那些年，雖然我們在工作上接觸頻仍，且一直能相互合應、開誠相見、從無心下防慮之隱；但在工作之外，我對他既亟少登門候問以示近密、也絕無禮餉相貺以圖厚善的私誼交往，更克心避迴著言涉陳美面譽的昵款，以至那些郁浹于衷的感仰之忱終未曾形諸片言只語。如今，趙公業(yè)竟德全御鶴遐翥，我寫下這些絮絮心感送他遠游，也留作寸衷長存的憶戴，想必不會有玷瀆他主張“淡水交情”的淡凈靈他之嫌吧？

愿趙公在他多年孜孜趨求的高遠、靜一且淡潔不蠱的靈域中安息！

2011年6月8日，于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