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突然爆發(fā)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所有中國人，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農(nóng)民無一不被卷入到政治斗爭中。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推動下，各單位鋪天蓋地地都貼滿了大字報，形勢已非常緊張，再親近的人也不敢多交談了，正所謂“道路以目”。一次在看大字報時偶遇陳校長，他只以充滿疑慮與迷茫的神情低聲地對我說了一句：“這究竟是怎么了？”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望著他的背影不知怎樣回答他，安慰他。而像我這樣久經(jīng)沙場的被改造對象倒是有清醒的思想準備，看這架勢，更要“夾著尾巴做人”，好好接受改造了。很快我的家就被抄了，工資也被扣了。但萬幸的是我的遭遇還不是最慘的。還沒像老老實實、從來不多說一句的大學者劉盼遂那樣，被紅衛(wèi)兵活活打死，然后塞到水缸里。北師大中文系的紅衛(wèi)兵到小乘巷去抄我的家，問我：“有什么‘封資修’？”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 ‘資’，也沒有‘修’，只有‘封’。” 紅衛(wèi)兵說：“那好，就給你封了吧！”于是把我的東西貼上封條。

不久大部分教師，特別是老教師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我們的待遇與境況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們是“掛起來”。“掛起來”很符合“準”的定義，即先“掛”在那兒，一旦需要就可以挑（ti o）下來隨時拿來示眾。

我們整天被集中在主樓六層的一個房間內學習、開會、交代問題。召集人是沈藻祥先生，他每天要向領導匯報情況。當時的領導也說不清都是誰，一會兒是“革委會”，一會兒是“籌委會”， 一會兒是“紅衛(wèi)兵司令部”， 一會兒是“軍宣隊”。當然還要無休止地寫檢查材料、交代材料。當時如果實事求是地交代是絕對過不了關的，革命群眾必定繼續(xù)批判你“不老實”，“輕描淡寫”，“避重就輕”，“不能觸及靈魂”，“企圖蒙混過關”，只有昧著心、狠下心把自己狗血噴頭地臭罵一頓才能最終過關。我當然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不知怎么回事，我當年的那些檢查，前幾年居然出現(xiàn)在北京著名的舊貨市場潘家園上，經(jīng)過一番周折才被朋友贖了回來?，F(xiàn)在還能從中看到當時的“文革”語言，那也算得上是一件文物了吧。說到學習，其實很多時候并沒有什么正經(jīng)可學的，為了體現(xiàn)革命熱情，就需要盡量把活動安排得滿滿的，即使討論大字報也好。那時為了忙里偷閑，我們時不時地都爭著下樓給大家打開水，順便遛遛，看看大字報，回來后好找些話題討論討論。

我們這些人在革命群眾眼里已經(jīng)淪落為牛鬼蛇神了，可有些人還想在牛鬼蛇神中充當“左派”，執(zhí)牛耳。有一位教授永遠要當左派的癡心不改，這次他逮（d i）不著李長之了，便來逮我。他能逮我什么呢？無非是成心找茬唄。比如，有一回我下樓給大家打開水，回來后大家照例問有什么新鮮的大字報？我說有一張大字報批評說現(xiàn)在“某某報”完全執(zhí)行過去某某報的路線。具體內容我已記不清了，反正都是當時一些亂上綱的大批判，并沒牽涉到當時路線斗爭最核心的問題。我說完以為就完了，不料這位教授又對我進行分析推理，硬說從我的介紹中可以看得出來我是贊成過去反動路線的。這我哪受得了？我再覺悟低，究竟還不至于連自己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都分不清，而他硬要把別人的觀點反過來，還一口咬定這是你說的，然后扣上一個大帽子。事后我找到沈藻祥，讓他務必向領導反映清楚，否則真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我可真是被這些人整怕了。

我們“準牛鬼蛇神組”的成員，也有隨時“晉升”的機會。往往有頭一天還在這個組里盡量表現(xiàn)自己，滔滔不絕地批判別人，第二天就不見了的情景，一打聽，原來發(fā)現(xiàn)有新罪行，從而歸入到正式“牛鬼蛇神組”掃馬路去了。反正那時的罪名和帽子滿天飛，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有點海外關系的叫里通外國，隨便按（ n）一個就行。后來我曾刻過一方閑章，題為“草屋”，出處是陶淵明“草屋八九間”，而“八九間”即前八種罪名：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第九種罪名“臭老九”之間。但后來，撥亂反正了，知識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了，我也就不再用這枚章了。

不久發(fā)起紅衛(wèi)兵和革命群眾大串聯(lián)活動，目的是進一步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發(fā)動群眾把“文化大革命”更廣泛、更深入地推向全國各地。我們這些人當然沒資格去搞大串聯(lián)，但在那風起云涌的時代絕對不能閑待著，待著本身就是罪。那時蕭璋先生是被“掛起來”的系主任，但他不是黨員，而他一直積極要求入黨，時時爭取表現(xiàn)的機會。在他的爭取下，我們幾個半老的“牛鬼蛇神”和“準牛鬼蛇神”也得到了一個參加革命運動的機會———到北京郊區(qū)去宣傳毛澤東思想。……我和陸宗達、葛信益、蕭璋等人自告奮勇，每人花30元（不要忘了那時我每月只有30元），各買了一大桶紅油漆，到周口店的周口村去刷革命標語，因為那時時興到處刷標語。我們白天寫標語，晚上就住在農(nóng)民家里，睡在土炕上。越寫到后來，天越冷，凍得手都腫得打不了彎兒，真體會到什么叫“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了，但心里還覺得挺帶勁的。我們去的時候是秋天，回來時已到年根兒，整整奮戰(zhàn)了三個月，一大桶紅油漆用得罄光，要不是為了過年，還要繼續(xù)戰(zhàn)斗下去。正當我們懷著一種空前的成就感回來時，沒想到剛一下進城的長途車，當頭就挨了一棒，只見車站附近、大街兩旁到處貼滿了大字報———“‘紅海洋’是大陰謀！”原來在我們離開的這一段時間，革命形勢又有了飛速的發(fā)展，又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革命理論，據(jù)說還很有來頭，是哪位首長親自說的：到處刷標語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大陰謀，為的是把墻上的地方都用革命口號占滿，好讓革命群眾沒地方貼大字報。這種觀點不可謂不深刻，嚇得人不敢再刷了。但仔細一想也實在荒唐：把所有能貼大字報的地方都刷上標語，那得刷多少？總之，我們去的時候是抱著宣傳毛主席革命路線去的，回來的時候是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回來的，革命形勢發(fā)展得真快啊，無論我們想怎么緊跟都跟不上，好不容易革了一回命還革錯了。真叫人哭笑不得?！?/p>

編者注：本文選自《啟功口述歷史》。該書為啟功先生口述，由他的學生、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九三學社社員趙仁 和啟先生的內侄章景懷整理。文中所提到的李長之、蕭璋、葛信益三人均系九三學社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