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zhàn)爭后，腐敗的滿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割地賠款喪權(quán)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國人深感刻骨銘心的傷痛。分析中國屢敗的原因在于武備不修，器物不如洋人，于是洋務運動興起：敷鐵道、開礦藏、購軍艦、辦水師。

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清政府苦心經(jīng)營十幾年，耗巨資建成的北洋艦隊被東夷小國打的全軍覆沒，接著又割讓寶島臺灣、澎湖，賠款巨額，使中國財政元氣大傷，又給帝國主義列強壯了賊膽，他們瓜分中國領土的野心更加膨脹。這樣的奇恥大辱，給每一個中國人提出尖銳而迫切的問題：如何挽救祖國的威望？愛國的知識分子從慘痛的教訓中覺悟到靠器物的變革救不了國，必須從制度上來一個革新，要涉及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了。于是又1898年的戊戌變法維新，希望靠皇帝發(fā)布命令，實行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改革。但這樣溫和不徹底的改變，還沒有實施就被頑固派鎮(zhèn)壓下去了，可見勤王的改善并非救國之道。清廷不足為，革命不可已。先烈們前仆后繼，把制度改革推進到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趕走了皇帝。這在中國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辛亥革命勝利后，中國的社會仍是動蕩不安，封建專制勢力不肯退出政治舞臺，數(shù)千年的陳規(guī)陋習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國民的思想窒息，生活麻木。面對這種狀況，憂國憂民的知識精英們覺悟到必須啟迪民智，喚醒民眾自己站起來解除痛苦，改變中國的貧窮落后狀態(tài)。于是辦雜志，作思想鼓動；辦學校，培養(yǎng)革新人才，從教育入手使我國轉(zhuǎn)危為安。

真正喚起民眾的是五四運動。以文學革命為先導的思想啟蒙運動給波瀾壯闊的五四愛國救亡運動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礎；轟轟烈烈的愛國救亡運動又將漸進的文學革命、思想啟蒙為內(nèi)容的新文化運動推向了高潮。

五四運動中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曾回憶說：發(fā)動五四運動的主力是北京大學，而其精神上的指導者是蔡元培。

在蔡元培校長之前，北京大學的官僚積習很深。因受科舉制度的影響，把上大學看成混資格、找出路的手段，許多學生對學習沒有興趣，只想年限一滿得到畢業(yè)文憑，將來找出路謀取官位。無心讀書，課外又無高尚的娛樂，便到校外競不正當?shù)南?，于是北京大學聲名狼藉，遭到社會上的非議。蔡元培上任伊始，首先要改變學生的觀念，他明確指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這個觀念，他曾反復強調(diào)，諄諄告誡。“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要使這個觀念牢固樹立并付諸實踐，蔡元培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辦北京大學的基本方針。他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為大學中研究高深學問，他“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是對人而言的，包括學術思想和政治信仰的自由，這是基本人權(quán)。蔡元培提倡懷疑的科學精神和實證的科學方法，允許學術研究自由，鼓勵獨立思考，鼓勵創(chuàng)造性思維。“兼容并包”是對環(huán)境而言的，蔡元培網(wǎng)羅百家，旨在營造一種氛圍，供人比較、選擇，施展才華的空間。“兼容并包”方針貫徹于北大全方位多層次的治理整頓，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里產(chǎn)生了明顯的效果：當時有名望的學者、思想家都被吸引到北大來了，校內(nèi)師生潛心研究學問，開展學術交流，思想活躍，氣氛民主，形成群星燦爛的局面。

蔡元培羅致碩學名流，并把他們推到社會前臺，成為時代、文化的領軍人物。這里舉陳獨秀和胡適兩個例子。

蔡元培來北大不到十天，就請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并將陳獨秀主編的、在全國青年中很有影響力的雜志《新青年》移到北京來辦。

早在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上提出，“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做淺化之民必須急起直追。”他要“與青年商榷修身治國之道。”他應聘老北大時，又請來“德（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賽”（Science科學）先生。他認為國人不僅要學習掌握具體的近代科學技術，還要提高科學素養(yǎng)，掙脫有形無形的鐐銬，擺脫愚昧、盲從和迷信，解放思想，擴大自由度；以嚴謹求實的科學態(tài)度和開拓創(chuàng)新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處理一切事物。他倡揚民主，說“民主是人各有自主之權(quán)；絕無奴役他人的權(quán)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

蔡元培早在民初任教育總長時就提出以人權(quán)、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為價值標準；反對封建專制、迷信復古，提出啟蒙才能救亡，保障人權(quán)才能確保國家主權(quán)。對于科學，蔡元培也有很多論述，他認為“民族的生存是以學術做基礎的”，他說“中國科學落后而非智慧底下，故不應自暴自棄，而應該急起直追，力倡科學化。”所以，對于民主和科學的觀念，蔡元培和陳獨秀是英雄所見。

由于數(shù)千年專制統(tǒng)治和愚民政策，也由于文言文太深奧不易掌握，以致當時中國的文盲多達人口的90%，這大大阻礙了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陳獨秀向蔡元培推薦《新青年》雜志的撰稿人、宣傳實驗主義、自由主義，提倡白話文的胡適來北大任教。胡適從美國回來，就職北大，和陳獨秀等共同提倡白話文，蔡元培積極支持，認為“新文學的內(nèi)容和白話文的形式，有利于新思想的傳播，有利于社會改革的進行。”他預言，“白話文必勝，文言文不廢。”他稱贊胡適“歸學邃密、新知深沉。”經(jīng)胡適介紹，北大又請到不少好教員。

北大的變化如春回大地，一股暖流也注入到社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德國戰(zhàn)敗結(jié)束。1919年1月18日，戰(zhàn)勝國的協(xié)約各國在巴黎召開和會，中國是戰(zhàn)勝國，也派了代表參加會議。

在巴黎和會上，日本要求把德國戰(zhàn)前在我國山東省強占的一切權(quán)利全部轉(zhuǎn)讓給日本。在美、英、法帝國主義的默許慫恿下，竟將這個無理要求作為決議，明文規(guī)定在合約中。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的國務總理錢能訓密電命令參加巴黎和會的我國代表，在合約上簽字承諾日本的要求。蔡元培得知這一消息時，立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開會，講述了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互相勾結(jié)、犧牲中國主權(quán)的陰謀，又召集全校教職員開會商議挽救辦法。

5月3日，北京大學千余名學生召開大會，邀請在京的13所大專院校學生代表參加，商討決定第二天舉行學界大示威，反對中國代表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5月4日，以北大為首的北京大專院校學生3000余人齊集天安門開大會，表示誓死收回青島主權(quán)。不準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隊伍出發(fā)前，教育總長傅增湘將警察廳不許學生集會游行的命令轉(zhuǎn)告給蔡元培，要蔡召回學生，立即到教育部去商量善后辦法。蔡回答說： “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并拒絕去教育部。

憤怒的群眾在天安門集會演說后，舉行游行示威，隊伍到達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地趙家樓，痛打了賣國賊章宗祥，并且火燒趙家樓。隨之大隊軍警趕來鎮(zhèn)壓，當場逮捕了學生32人（其中有20人是北大學生）。當晚，同學們在北大三院禮堂開會商討對策。蔡元培出席會議，他走上講臺，對同學們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當?shù)耐椤?hellip;…現(xiàn)在不是你們學生的問題，是學校的問題，不僅是學校的問題，是國家的問題。被捕學生，我去保出來。我是一校之長，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于善后處理事宜，也有我來辦理……”

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在5月4日用特切實通令各校：“對學生要各盡管理之責，有不遵約束者，應立即開除，不得姑寬。”5日晨又明令各校校長：“查明為首滋事的學生一律開除。”蔡元培不顧高壓，在《北京大學日刊》登出《校長啟事》：“為要求釋放被拘同學，鄙人愿負完全責任。”5日以后，蔡元培邀集13所大專學校的校長，成立校長團，多次在北大開會商討營救辦法，校長們紛紛表示：“市民的愛國行動，不可讓少數(shù)被捕的學生負責。應該由各校校長來負責。我們校長來待罪。”蔡元培則表示：“我愿以我一人抵罪，以我的身家性命，也要換回被捕的學生。”有人勸蔡元培：“當心危及先生。”蔡笑而答：“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也無所不可。”

5月5、6日兩天，蔡元培與校長團、與學生代表開會三次；跑總統(tǒng)府、跑國務院，總統(tǒng)徐世昌、總理錢能訓都不接見；教育部跑了兩次，最后教育總長傅增湘允許向錢能訓總理去商洽；警察廳跑了三次，表示愿以自身抵罪，要求釋放學生。6日晚，蔡與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爭辯良久，給吳炳湘分析形勢，曉之以理：“現(xiàn)在全國各界紛紛來電，強烈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在北京，許多社會名流都要求釋放學生；國民外交委員會的委員長汪大燮、委員林長民、王寵惠等也具呈保釋，明天是五七國恥紀念日，北京學生機社會各界正在籌備召開大規(guī)模的國民大會，你不放人，形勢會釀成激變。”吳炳湘便以“學生明日起一律上課，不準參加國民大會”為條件答應7日上午釋放被捕學生。

5月7日10時許，蔡元培與北大教職員、學生列隊歡迎被捕學生釋放回校，他含淚強笑，安慰學生，勉勵學生好好上課，“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這時北洋政府擬發(fā)布命令，“查辦北大校長，將已釋放的學生送法庭懲辦。”蔡元培告誡學生，要以學業(yè)為重，堅持冷靜態(tài)度。他自己則辭職離京。

蔡元培決心引咎辭職，“若政府先下令免我職，恐引起學生騷動。他一面要保全學生，一面又不便政府為難。但為了營救被捕學生，要盡校長的職責，非各學生一律安寧無事，絕不放手。”

待5月7日被捕學生全部被釋放后，蔡元培于5月8日向大總統(tǒng)和教育總長提交早已準備好的辭呈，晚11點把自己在校的東西全部搬出，9日清早便乘車離京南下了。

蔡元培鎮(zhèn)定而堅韌，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把危險引向自己頭上。保護學生，保全學校，盡量化解學生和政府間的對立情緒，緩和矛盾，維持社會安定，把損失減到最小。

軍閥政府以為，蔡元培辭職離京，學生當無能為，五四運動就結(jié)束了。不料愛國學生運動繼續(xù)且更加深入地發(fā)展，除了要求政府不在合約上簽字和懲辦賣國賊之外，又增加了一項內(nèi)容：挽留蔡校長回北大。全國民眾，包括學界、工商界在運動中認清了軍閥政府的顢頇無能，認清了它與帝國主義沆瀣一氣、出賣中國主權(quán)的真面目，認清挽蔡不僅是個人去留的問題，而是維護大學尊嚴、承認學生運動的正義性的問題。

與此同時，在法國留學的學生（也有華工），也組織敢死隊，包圍我國的全權(quán)代表，要求不在合約上簽字。

政府知眾怒難犯，不得不讓步，遂于6月10日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6月28日決定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近百年來中國外交史上空前的、維護民族尊嚴、維護領土完整的運動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真諦。魯迅曾說：“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我們今天還應時時想著自己的思想、行動、目光是不是在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京大學委員會 陳詩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