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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澄正氣 學界犖奇才——走近何魯


閱讀九三學社歷史,報刊記載的第一條資料就是,1946年1月9日,重慶《新華日報》以《學術界舉行九三座談會,決定籌組九三學社》為標題的報道:

“本社消息: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西曼諸氏,邀請重慶學術界人士舉行九三座談會。出席何魯、劉及辰、潘菽、吳藻溪等二十余人。首先檢討新疆問題,其次交換對政治協(xié)商會議意見,發(fā)言踴躍,一致認為,政治協(xié)商會議必須完全公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褚輔成聲明是以前任上海法學院院長的身份出席,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某種分子假借民意,破壞民主憲政運動。何魯的發(fā)言更為沉痛,他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國,趙高太多,若不予以鏟除,將蹈亡秦的覆轍,鄭重忠告馬歇爾元帥和國共兩黨及民主同盟各黨派領袖,如果要想真正把中國搞好,就必須親自采訪中國在野真正專家學者的公正意見。聽眾一致報以熱烈的鼓掌,歷久不息。最后決定推褚輔成、許德珩、張西曼等籌組九三學社,聲援出席政治協(xié)商會議各代表,完成他們所負的歷史任務。”

這是“九三學社”名稱首次揭橥于社會。而在會上慷慨演講,獲得熱烈掌聲的何魯,言辭剴切,讀之似聞其聲,其人亦躍然欲出——今天或許有人要問,何魯何許人?而在當時的中國,何魯卻是大名鼎鼎——何魯,既是數學大師、部聘教授,又是詩、書雙絕的奇才,敢怒敢言的民主斗士。何魯的名字出現(xiàn)在籌組九三學社的消息上,自然引起各界的關注。

當時,延安《解放日報》也刊登了此條消息。新中國成立,有一次毛主席接見全國政協(xié)委員,與何魯握手時還饒有興致地談及此事,對何魯說:“你的膽子不小??!”足見其影響之大。

拂去卷檔積塵,走近何魯,讓我們去拜謁和領略一位九三學社創(chuàng)始者的神韻風骨。

 

何魯,字奎垣,筆名云查,1894年生于四川廣安縣一個貧寒的農家。父親粗通文墨,母親是位賢惠的農家婦女。何魯年幼好學,每到夜晚,為了節(jié)省燈油,就爬上供桌,借著神龕前光線幽暗的油燈,如饑似渴地讀書學習。

1903年春,10歲的何魯聽說成都機器學堂招生,便去報考。不料考場點名時漏掉了他的名字。何魯擠出人群質問,主考自知疏誤,只得對何魯出題另考。何魯提筆作文一氣呵成,口試各題也對答如流。最后,主考為了試探這位少年知識涉獵的廣度和應變能力,又用“梁鴻傳”的典故即興擬了一副對聯(lián)上句:“童子鴻不因人熱” ,要何魯來對。何魯聽了,應聲對道:“學生魯當以揚名”。下句對得敏而工巧,主考驚訝,嘆為“神童”。

何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成都機器學堂。三年學習,各科成績皆優(yōu),畢業(yè)后,被保送到南洋公學。后又轉入清華學堂就讀。

1910年暑假,何魯由同盟會員朱伯為介紹到天津《民意報》工作,并加入同盟會。1912年春,南北和談告成,何魯回清華繼續(xù)讀書。因不滿洋人專權,何魯寫了《聲討清華校長唐國安檄文》,發(fā)表于上?!睹褚鈭蟆奉^版,被外交部下令開除。何魯只得離開清華,考入天津工業(yè)學校。

恰在這年年初,李石曾、吳玉章、吳稚暉等人在北京發(fā)起組織了“留法儉學會”,鼓勵青年人赴法勤工儉學,以便“輸世界文明于國內”。獲此機會,經濟拮據的青年何魯決心負笈海外,精進學識。

1912年11月,何魯遠涉重洋,成為我國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在里昂大學,何魯成為第一個獲得科學碩士學位的中國人。“五四運動”爆發(fā),何魯聞之深受震撼。按捺不住思國報國的激情,迅即束囊返國。然而,踏進國門,面對政治黑暗、官吏顢頇、民不聊生的種種現(xiàn)狀,何魯感到只有培養(yǎng)出眾多新時代的科學人才,才能挽大廈之將傾,拯黎民于水火。于是他堅定地走上了“教育救國”之路,開始了長達五十余年啟智育才的執(zhí)教生涯。

北伐戰(zhàn)爭勝利后,受南京國民政府委派,何魯與楊杏佛等人接收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該校數學系首任系主任為熊慶來,何魯到校后接任數學系主任。經過熊慶來、何魯的努力,中央大學數學系規(guī)模躍居全國第一。何魯還親自主講微積分、高等代數以及預科數學基礎課等。何魯對中央大學數學系的建設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貢獻。此后,何魯又先后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學校、大同大學、第四中山大學、云南大學等校擔任教授,并兼任教務長、校長等職……

1929年,四川軍閥劉湘根據四川省善后會議議案,組建重慶大學。何魯于1932年離開安慶(時任安徽大學校長)進川,擔任重慶大學理學院院長。繼之,任重慶大學校長、部聘教授(國民黨政府共聘任了6位部聘教授)。

何魯注重學術研究,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學叢書”的《虛數詳論》、《二次方程式詳論》、《初等代數倚數變跡》以及《變分法》、《微分學》等,何魯為西方近代數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被譽為“數學大師”。

何魯還是我國早期科學社團的重要組織者和活動家。在法留學期間,創(chuàng)辦“學群”團體,后來“學群”并入中國科學社,成為我國早期重要的科學技術學術團體。1935年7月,中國數學會于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成立,何魯被選為董事會9位董事之一。

解放后,何魯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西南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數學理事會理事等職。

1956年,何魯調北師大數學系任教。后又調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工作。

何魯十分愛才。從25歲任南京高師教授起,到80歲過世,一生培養(yǎng)了許多海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如:物理學家吳有訓、錢三強、趙忠堯、化學家柳大綱、數學家吳文俊、吳新謀等,都曾受業(yè)于他。

何魯更是慧眼識才。在南京高師任教時,發(fā)現(xiàn)家境貧寒的學生嚴濟慈才華出眾,便把平生所學傾力相授,經常將嚴濟慈留在家中,供其食宿,把珍藏的法文原版書籍供其閱讀。在何魯的悉心指教和關懷下,嚴濟慈很快通曉了法文,演算了大量習題,學業(yè)猛進。1923年,嚴濟慈在何魯的指導和資助下赴法留學。1927年,嚴濟慈完成博士論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精確測定石英壓電定律“反現(xiàn)象”的科學家,也成為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建國后,嚴濟慈成為九三學社出色的領導人,與恩師何魯在九三學社初創(chuàng)之時沖破黑暗的挺身吶喊,可謂前后呼應,淵源自在。

何魯獎掖人才不遺余力。1938年,華羅庚任教西南聯(lián)大,完成經典巨著《堆壘素數論》。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無人能審。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魯主審。正值盛夏,何魯躲進重慶一幢小樓上,揮汗審閱。閱后,何魯大加贊賞,不僅長篇作序,還利用部聘教授的聲譽,堅請政府給華羅庚授獎。1941年,華羅庚終于獲得國民政府首次頒發(fā)的數學獎。

何魯為人剛正不阿,疾惡如仇,實乃諤諤之士。1927年“四一二事變”,何魯繼胡適之后任中國公學校長。面對蔣介石大肆捕殺共產黨人,何魯公開發(fā)表演講:“蔣介石這一手做得很孬!蔣介石要闖禍!”事后,特務氣勢洶洶追查何魯是否講過這樣的話。何魯毫不隱諱,一口承認。1947年,東北戰(zhàn)場國共雙方重兵云集,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4月,何魯等發(fā)起“重慶大專學校教授時事座談會”,到會者二百余人。何魯首先發(fā)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說過,蔣介石做得很孬,要闖大禍;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說蔣介石做得更孬,要闖更大的禍!而且禍在眼前!”接著列舉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的種種劣跡,指控其為制造內戰(zhàn)的禍首。何魯慷慨陳辭,激起陣陣掌聲。次日,重慶各大報刊,包括《新華日報》,均作報道。

  蔣介石勢力入川,特務頭子康澤奉命去重慶大學見何魯??祮枺?ldquo;何先生認為中央軍入川以來,哪些地方比劉湘時期為好?”何答:“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何好之有?”康澤追問:“何以見得?”何魯理直氣壯地說:“兵工筑路,勞命傷財,一也;歲征糧超過劉湘,二也;往時我當面斥責劉湘把天府之國的四川搞得民窮財盡,就是因為他養(yǎng)兵太多,剝削過甚所致,誰知今天尤有過之。”康澤語塞,悻悻而去。

一年夏天,中國科學界知名人士在廬山開會,恰逢蔣介石也在廬山避暑,邀請與會人員赴宴。何魯當眾撕毀蔣介石的請柬,表示堅決不吃“奉諭飯”。 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時曾約見何魯,表示愿向蔣介石推薦何魯。何魯笑道:“我見到他非罵他不可,你作介紹人,不怕嗎?”事后談起此事,何魯詼諧地說:“陳立夫要介紹我去給蔣介石‘排朝’,我辭以不夠資格。給蔣介石‘排朝’,要花鼻梁才合格。我的鼻梁不花,所以不夠資格。”

何魯終于惹惱了當局。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他的名字列入了特務暗殺的黑名單。執(zhí)行暗殺的人把名單上報給重慶衛(wèi)戍司令楊森。因楊森與何魯有同鄉(xiāng)之誼,說道:何魯是個嗜好飲酒的讀書人,是不會造反的。遂把何魯的名字勾去,使何魯幸免于難。而黑名單上其余人等皆遭殺害。

何魯的睿智才情和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不僅使他在數學王國探微抉密,自由馳騁,而且還使他在書法藝術和詩壇上別綻奇葩,獨秀一枝。

何魯書法精于行、草、篆、籀,于書法理論也頗多創(chuàng)見。何魯認為“書法當從‘鐘鼎金石銘刻篆隸’入手,方能于書體之平正端嚴中涵泳出莊凝氣象”。他說:“古人之所以工書,蓋由其勤于讀書。書不易得則借,借不能久故抄,抄書既多故書道日進。今則不然,書之不讀,遑論于抄,更何愛于書法?夫書法乃華夏文明之所系,自伏羲畫卦而有書契,延衍至今,書道燦然大奮,舉世界萬國而莫之與京者 ,其為書法乎?”何魯的書法作品散于民間頗多。1956年后,何魯移居北京師范大學,更是詩書不斷,有求必應。一次,榮寶齋請何魯標出書法潤格,何魯說:“我的字,千金不賣,凡朋友愛好,分文不取。”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對何魯的書法贊賞有加,曾邀何魯率書法代表團訪日,憾未成行。

教學之余,何魯幽邈靈動的思緒常又徜徉于詩的境界。他留下的詩詞達數千首之多。何魯在《秋興•其二》寫道:

葉葉題詩句,句句著香痕。

分明無怨曠,一心報國恩。

詩人深沉濃郁的愛國情愫在這一字一韻間縈繞回蕩,揮散不盡,讀之令人心動。

“文革”中,何魯與廣大知識分子一樣,難逃厄運,慘遭迫害。

1973年9月13日,何魯心疾突發(fā),手中的筆尚在緊握,便倒在了書桌旁,終年80歲。

 

2008年春,筆者為了搜集社史資料,千里尋訪,在重慶大學校園一隅,邂逅何魯手書詩碣(見圖)。欣喜之余,又在一片開闊的廣場中間,尋到了何魯先生塑像——塑像旁邊的長椅上坐著慵倦欲睡的老人,一個幼兒由年輕的母親扶引著在草坪上蹣跚學步。下午的陽光鋪灑在綠草茵茵的廣場上,雕像映出柔和的光暈。何魯先生慈容端謹,凝神靜思,好似仍在演算他的數學,又似在揣摩他的行草,推敲他的詩詞,看不出這就是那位公開笑罵蔣介石的倔強夫子……面對先生,筆者默默心語,就像每次進行社史的采訪,欲問:在那九三學社初創(chuàng)之際,在那血雨腥風的解放前夕,先生與重慶九三的同志們怎樣一次次聚會?怎樣組織策劃反饑餓反迫害反獨裁的斗爭?……這些如今難以鉤稽的史料,若聽先生用那抑揚頓挫的川音娓娓道來,該是多么興味無窮!然而,當筆者伸手替先生拂去眉宇間羈染的塵漬時,卻觸到了石雕的冰涼——后人將先生的容貌挽留于巖石,以供瞻仰。而至情至性鐵骨柔情的學界奇才何魯,早已遠離喧囂,走向了歷史的雋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