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許德珩在北大理學院進行反對國民黨發(fā)行金圓券的演講

1944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防守豫湘的戰(zhàn)役中失利，日軍向西南內地大舉推進，大有直指陪都重慶之勢。國民黨當局不僅在軍事上面臨崩潰，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危機也已經無法掩飾，亡國輿論喧囂，投降空氣甚濃。知識界人士要求結束國民黨獨裁統(tǒng)治、徹底改變誤國政策、驅逐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以挽救國家的危局。在此嚴重危急關頭，中共中央委員、參政員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獨裁，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這一順應民意的主張，立即獲得了各階層人民的熱烈響應，民主運動空前高漲。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我的祖父許德珩在重慶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經常約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家里聚談，關注時局發(fā)展，商討救國之路。來者大都是曾經參加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文教科學界人士。隨著局勢日趨嚴重，參加座談的人員逐漸增加。1944年底之前，經常來我祖父和祖母勞君展家座談的學者有潘菽、稅西恒、諸輔成、黃國璋、張雪巖、孟憲章、涂長望、初大告、笪移今、彭飭三、黎錦熙等。潘菽先生生動地回憶過當年大家聚會的場景:

我還參加了另外一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就是九三學社的前身。已故的黃國璋同志和我很熟。他原來在重慶的北碚工作。在抗戰(zhàn)中期稍后，他來到重慶市區(qū)工作。他和勞君展同志的老兄是親密的同學，因而也熟識勞君展同志。由于這個關系，大概他常去許老那時的寓所談談。他在和他們談的時候，可能曾提到我。許老和我在“五四”運動時曾同時被捕并被拘留在一起。所以他是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和許老是北大同學。他比我高一個年級。他又是“五四”運動的一位健將。所以我更知道他。但我和他還不熟識。他們大概想到要我也去談談。第一次就和黃國璋同志一起去了。去許老家里時，每次都要吃飯，在吃飯前后互相談談。沒有經過幾次以后，我又介紹稅西恒同志也來參加。我初到重慶時，稅老是重慶大學工學院院長。我從學生中聽說他是一個開明進步人士。他來參加時還帶了一位姓周的朋友一起來參加。稅老參加進來以后，聚會的地點就改在重慶市自來水公司，因為稅老已專任那里的總工程師，那里有廚師，吃飯也方便，因此仍是每次聚會都要吃飯。過了不久，我又把學校里座談會(指“自然科學座談會”——作者注)的同志陸續(xù)介紹進來。此外還有一些從別的方面參加進來的人。這樣，這個座談會就有相當規(guī)模了，代表的方面也較廣了。這時，已接近抗戰(zhàn)勝利的日子，有一部分同志感覺到這個會應該有一個名稱。許老曾提議可以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大家對此沒有提出不同的意見。這個名稱也沒有向外公開用過。

民主科學座談會是九三學社的前身。到1944年11月，民主科學座談會形成規(guī)模。民主科學座談會與其他團體之間沒有組織聯(lián)系和因果關系。根據潘老和金善寶先生的回憶，當時陸續(xù)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的人員來自自然科學座談會和其他政團，他們當年是以個人身份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的。陸續(xù)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的學者有梁希、張西曼、葉鼎彝、何魯、金善寶、謝立惠、干鐸、李士豪、吳藻溪、侯外廬、施復亮、曹靖華、潘懷素、董渭川、劉及辰、鐘復光等人。在中共中央關于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主張的號召下，與會成員一致認為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于是把座談會固定下來，命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宗旨是繼承“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傳統(tǒng)，為堅持團結抗戰(zhàn)和爭取民主而努力。座談會的發(fā)展曾經得到當時在重慶的中共中央領導周恩來、林伯渠等人的幫助和指導。

潘老回憶說，去祖父家里時，每次都要聚餐，同時選擇在吃飯前后“互相談談”，討論人民民主與抗戰(zhàn)等問題。為什么要用聚餐這種形式呢？其實，每次聚會都要吃飯不外乎有兩個原因:其一，祖父當年寓所樓下住著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委員。在國民黨特務嚴密監(jiān)視的情況下，聚餐比集會的風險小。在“聚餐”期間即使有特務闖進來，一桌飯菜可以作為很好的掩護。祖父的這一做法是向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徐冰、張曉梅夫婦那里學來的?？谷諔?zhàn)爭爆發(fā)前，在北平時，徐冰夫婦經常在祖父家采用聚餐的方式舉行進步教授會議，其間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他還以聚餐的名義請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彭真同志到家里來向大家介紹中共和平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解答大家的疑問。其二，重慶市區(qū)比較大，大家分散居住在各處。當時交通不便，又缺乏交通工具，到祖父家聚會一次，往返需要數小時。大家見面后一般都暢談數小時，整個活動需要大半天。如果其間不吃飯，恐怕到場的諸位都會體力不支。為了座談會能夠長期辦下去，主辦人必須為客人準備餐食。

抗戰(zhàn)期間，大家生活都很困難。因為祖父、祖母都工作，且只有兩個上學的孩子需要照顧，與其他由夫人持家、子女又比較多的學者家庭相比，祖父祖母的經濟狀況要稍好些。記得祖父曾經對我說:“當時下定決心，就是家里再困難，擠出錢來也要辦好座談會。”當時我很小，一再向祖父祖母追問“家里到底怎么擠出錢來”，最后還是姑姑告訴我說:那時候，全家一起省吃儉用，家里人穿的鞋都是祖母親手縫的。那個時代，一個大家閨秀出身的大學教授，為了擠出錢“聚餐”，親手給全家人做鞋穿，即使在抗戰(zhàn)勝利后也是罕見的。

記得家人說，有一段時間來訪學者們談得高興，“聚餐”的頻率變高了，造成一些困難。那時姑姑和我父親都在南開學校上學，有一天姑姑和父親回家說學校第二天一早要收學費。祖父祖母連忙翻箱倒柜，可是找到晚上，湊到的數目離一個人的學費都還相差甚遠，急得祖父直撓頭。姑姑看到此景，覺得今后上學無望，一下子哭了起來。祖父趕緊安慰姑姑說:“你不要急，放心睡覺，錢肯定有，只是我們不知道把錢放在哪兒了，家里不過就這么大的地方，明天早晨上學的時候錢一定會找出來的。”好容易哄著姑姑和父親睡著后，祖母問怎么辦。祖父突然靈機一動，連忙給一家報館打電話說，他能為報館寫一篇“好雜文”，條件是“付現錢”。聽到報館表示同意，祖父趕緊說:“你們明天天一亮必須帶稿費來我這里取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然我另投他處。”接下來祖父奮筆疾書，折騰得祖母也陪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姑姑和父親起床后，發(fā)現學費已經放在了書包里。祖父還得意地說:“怎么樣？我說有錢不是？”

為了家里的生活和“聚餐”，除“國民參政會”的工作外，祖父還在大學做兼職教授，以增加收入。當姑姑她們提出生活清苦，也想多“聚餐”時，祖父就說，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不僅人沒有東西吃，老鼠也是饑腸轆轆，有時餓得趁小孩睡覺時咬他們的耳朵呢。聽到此話，祖母直瞪他。當時祖父的寓所只有一間住房，一半用作臥室，一半用作客廳。為了讓“聚餐”環(huán)境好，祖父特意用報紙裱糊了客廳的頂棚。誰知第二天早晨起來，發(fā)現頂棚上布滿了一排排的小洞——原來，是老鼠把糊頂棚的糨糊都吃掉了。祖母怕“聚餐”的學者們來了不好看，讓祖父趕緊再糊一下，可祖父卻跑去把姑姑她們叫到身邊，指著頂棚說:“看，我說得沒錯吧？”

后來，由于國民黨特務在祖父家周邊出現頻繁，祖父他們有時也在重慶督郵街廣東酒家或別的地方“聚餐”。

抗戰(zhàn)勝利后，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參加國共談判期間特意見了祖父、祖母。當毛主席得知他們經常舉行民主科學座談會的情況后非常高興，建議他們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在毛主席的鼓勵下，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成立。1946年5月12日，九三學社舉行理事、監(jiān)事第一次聯(lián)席會議。會議推舉諸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雪巖、潘菽為常務理事；推舉梁希、盧于道、黎錦熙為常務監(jiān)事。

1983年夏，在毛主席誕辰九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給祖父送來了1936年11月2日毛澤東同志致我祖父、祖母信件的手跡。毛主席在信中說:“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祖父看到后十分激動，立即撰寫了《毛主席和九三學社》一文，將這些重要的歷史記憶付諸文字，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