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褚輔成先生誕辰140周年。先生曾參與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多次重要活動，是中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基本政治制度的啟導者之一、九三學社的重要創(chuàng)始人，一生以推動民主憲政之實現(xiàn)為已任，殫精竭慮，誠如先生遺囑所言：一生“忠心為國”，“始終以法自持”。于這一個人物，實應作文以紀念。于是，專門到重慶新華書店，市圖書館、檔案館補充資料，竟發(fā)現(xiàn)沒有一本關于先生的專著。我愕然……
民主與憲政的實踐
先生少年所處正是列強環(huán)飼、滿清政府專制腐敗、國家山河破碎的時代。為奮發(fā)圖強，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奔走呼號，不惜流血犧牲。但由于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與迫害，他們的努力付之東流。戊戌變法的失敗，讓他看清了滿清政府專制本質，并認為沒有徹底的革命，中華民族就沒有希望。1904年（光緒三十年）8月，先生東渡日本，先后入東京警察學校和政法大學學習。在日期間，他對日本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比較，認為中國必須走民主與憲政道路才得自強。在加入同盟會后，他的思想更傾激進，矢志推翻滿清王朝的專制統(tǒng)治，建立民主憲政的民國。
1905年底，先生回國后，曾先后出任輔以民主憲政名義的浙江省咨議局審計長，軍政府政事部長（后改名民政司長），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第一次恢復之國會議員，廣州護法國會眾議院副議長、憲法審議會代理審議長，浙江省憲法起草委員會主稿員、憲法會議副會長等職，誓言踐行，以一切機會、付諸一切行動，推進民主憲政建設進程。
1912年8月，先生主持成立浙江臨時省議會，頒布《浙江軍政府臨時約法》，被袁世凱以“擅違中央”為由，撤任浙江民政司長職；1913年8月，因反對“善后大借款”，在國會領銜彈劾袁世凱，被忌恨，以“反對政府”為由，被北京軍政執(zhí)法處逮捕，拘安徽安慶，直到袁死后才釋放；1916年9月，發(fā)起成立以“交換意見，促進憲法之速成”為宗旨的“憲政商榷會”；1917年參與成立政余俱樂部，提出“惟主張平民政治，對于官僚政治根本反對”之宗旨；1921年在浙江開展憲政建設實踐，一度宣布“浙江省憲法告成”；1922年，發(fā)起成立全浙公會，并任主席，倡導“聯(lián)省自治”，曾推動成立蘇浙皖三省聯(lián)合會。由此，先生積累了豐富的民主憲政建設實踐經(jīng)驗，并以實際行動證明，民主憲政于中國關鍵在于行不行，而不在通不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際。先生積極參加救亡運動，于12月在上海參與發(fā)起由全國16省500多名愛國人士組成的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救濟會成立后，致電國民政府，要求“解除黨禁，進行制憲”；與黃炎培、沈鈞儒、熊希齡等同仁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明令允許人民自由組織團體或政黨，組織人民代表機關，制定憲法，實行憲政；浙江國難救濟會成立，他當選為常務理事；1932年3月，先生與王造時等4人被推為國難會赴京請愿代表，面見汪精衛(wèi)，直言“結束黨治、實施民治”。他強調，國難當頭，尤其要“禁止國民黨各級黨部壓迫民眾，并保障人民結社、集會及一切自由。萬不宜復襲訓政之名，行專制之實”。籍此可見，作為老同盟會員、國民黨元老，于民主憲政，先生只有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而絕無一黨之私、一人之利害。
1938年7月，先生被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遴選為國民參政會浙江省籍參政員，以后連任四屆。在一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上，他以自己在浙東組織軍民人等，開展保家衛(wèi)國的經(jīng)歷和體會，認為保甲制度是束縛民眾抗戰(zhàn)的枷鎖。在會上，他提出《從速實行下級自治，以發(fā)動民眾當兵自愿案》。此案主張推行鄉(xiāng)村民主，“鄉(xiāng)村里的保甲長完全要民選，完成鄉(xiāng)村自治制度”，有動搖國民黨獨裁統(tǒng)治基礎之嫌，以致蔣介石親自致函參政會議長汪精衛(wèi)，要求發(fā)動“本黨參政員在會予以駁斥，毋令通過”。此后，先生仍不計得失成敗，屢礪其志，呼吁以民主憲政之實施，謀國共合作、全民族團結抗戰(zhàn)，并最終實現(xiàn)抗戰(zhàn)勝利、國家進步和平之舉。
參加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
1939年2月，一屆三次國民參政會召開。社會各界希望通過會議，真正實行民權、民生主義，推進中國政治民主，使抗戰(zhàn)建國由希望變成事實。順應這一要求，先生與許德珩、沈鈞儒等51名參政員在會上聯(lián)名提出《提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該案提出中國政治“應以民主法治為基礎”，要求政府行動法律化、政府設施制度化、政府體制民主化，“淬礪民主法治之精神，確立民主法治之制度，以期訓政早有實質的成就，而為憲政預立穩(wěn)固的基礎。”提案直接觸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繼汪精衛(wèi)任議長的蔣介石作開幕講話，將會議重心圈定于貫徹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精神、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由于褚輔成、包括部分國民黨在內的各黨派參政員的積極努力，重心轉于民主政治問題。蔣介石不得不有所顧忌，將民主政治問題作為他閉幕詞的唯一主題，但同時強調“政府是國家權力之寄托者”，人民的權利就是接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陳詞濫調。以會議成功召開為起點，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開始醞釀。先生則以“老當益壯，起立（發(fā)言）次數(shù)最多”，被國民黨軍統(tǒng)列為“聯(lián)治派”偵查重點。
在一屆四次會議上，中共與其他中間黨派提出《請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地位案》、《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fā)揚民主而利抗戰(zhàn)案》等涉及民主憲政問題7案。先生以一貫信奉黨派民主政治與議會制度、主張各個黨派間開展政治競爭之立場，積極附合，提出“在選用才上，必須大公無私，不存黨派成見”建議。圍繞民主憲政，進步與頑固勢力“唇槍舌劍，各顯身手，好像刀光閃爍，電掣雷鳴”。大會最終通過《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根據(jù)大會決議，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讓步，指定褚輔成等19人組成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
國民黨形式上的退讓，讓各中間派別仿佛看到了開國大、制憲法、行憲政之實現(xiàn)可能。于是，各黨派、社會賢達在全國范圍內興起了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高潮。
10月1日，先生與沈鈞儒、張瀾等12參政員假重慶市銀行公會，邀請社會賢達，中共參政員董必武、吳玉章等一百多人，舉行憲政問題座談會，并樂觀地表示，“政府已有在短期內召開國民大會，及九個月內制定憲法之決定”。在第二次座談會，先生以“憲政的意義”、“憲政和抗戰(zhàn)建國”為主題，發(fā)表演說，讓大家認識“即將到來”的民主憲政：“人民參政就是國家大事要由人民來決定——通過代表人民的議會。所謂議會政治就是憲政。”強調“只有人民參加了政治，人民的力量才能徹底動員，最后勝利才有把握。”先生還滿懷信心地感言“實施憲政，根本上已無問題。”為此，他積極參與籌備成立憲政促進會，意在推動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實行憲政。黃炎培與先生應蔣介石之邀，面談憲政問題，也認為“蔣公態(tài)度極懇切開朗。”
受此鼓舞，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召開座談會，邀請先生演講，其他青年團體，以及重慶27個婦女團體也先后進行座談，討論憲政與抗戰(zhàn)、建國、青年、婦女等的相關關系。民主憲政運動進一步向全國各地發(fā)展，成都、桂林、延安等地，乃至淪陷區(qū)上海積極響應，紛紛發(fā)起成立憲政座談會、憲政促進會等組織。
但國民黨阻撓民主、堅持一黨專政的本質是不可能改變的。他們封鎖報刊，不允許出現(xiàn)“憲政”字樣，散布“抗戰(zhàn)與民主，根本是兩個不相容的東西。”在1940年4月召開的一屆五次國民參政會上，作為蔣介石欽命的憲政期成會的唯一成果，由先生參與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及附帶建議 “并送政府”，此后再無下文。
至此，中間勢力苦心希望和努力的第一次憲政運動歸于沉寂。幾年后，鄒韜奮評價：“現(xiàn)在拜讀當時（《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這個決議案，恍若說夢話。”
參加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
由于國民黨壓制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發(fā)動兩次反共高潮，引起國內進步勢力、國際反法西斯盟邦的強烈不滿。為抒緩民意、粉飾獨裁統(tǒng)治，1943年9月，國民黨在五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所謂“戰(zhàn)爭結束后一年內即立即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的決議，并于11月成立了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義下的憲政實施協(xié)進會，指定先生為會員。
與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時隔近4年，面對國民黨放出的煙霧，中間派人士再次感覺到希望。先生原本于民主憲政從不氣餒，1944年1月，他與部分黨派人士創(chuàng)辦了《憲政》月刊。其他各黨派團體也紛紛仿效，創(chuàng)辦刊物，舉行座談會，宣傳民主憲政，在社會上形成了強大的民主憲政運動輿論聲勢。成都、昆明等地賢達人士也紛紛舉行憲政座談會，計商推進。第二次憲政運動勃勃興起。
1944年9月，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召開。為使會議成功，先生聯(lián)名黃炎培等預造聲勢，會前發(fā)表對時局主張，呼吁“使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及早實現(xiàn)”。在會上，中共參政員林伯渠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tǒng)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開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lián)合政府。這一主張為民主憲政增添了實質內容，得到褚輔成等中間人士的強烈支持，推動了民主憲政運動的新發(fā)展。
9月，在重慶的各黨派各階層代表500余人隆重集會，一致要求響應中共建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號召，改組政府。10月，先生參與發(fā)起追悼杰出民主戰(zhàn)士鄒韜奮大會，與會各界人士800多人。他們遣責國民黨法西斯專政，表示要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實現(xiàn)而奮斗到底。這次大會實際上是一次鼓吹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動員大會。
民主黨派、中間人士與中共的齊聲唱合，讓蔣介石深感“社會反共心理漸趨瓦解，政府也漸陷孤立地位”。為挽頹勢，1945年5月，他在國民黨六大上貿(mào)然宣布召開國民大會，以便通過憲法，實施憲政。中共則鑒于國民黨拒絕成立聯(lián)合政府，意圖一手包辦國民大會，決定抵制可能通過國民大會有關事項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
作為孫中山聯(lián)共政策的堅定執(zhí)行者，先生始終致力于維護國共團結合作，在政見上與中共有頗多相近之處，并始終以“友黨”待中共。為促成中共出席參政會，1945年7月，先生與黃炎培等6名參政員應毛澤東、周恩來邀請，赴延安共商國事，并與中共達成“停止國民大會進行”、“從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一致意見。7月7日，四屆一次國民參政會如期召開。由于中共在會場外的積極宣傳，以及褚輔成等中間力量的努力，會議決議沒有明確國民大會的日期、代表、職權等，僅送交“政府斟酌情形決定”。國民黨召集、進而操縱國民大會的步伐被迫放緩。
中共成立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也引起美國政府的極大興趣?？箲?zhàn)勝利后，在他們的斡旋下，國共在重慶進行談判，達成《會談紀要》（亦稱“雙十協(xié)定”）。在全體民眾的關注下，根據(jù)協(xié)定，1946年1月10日，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隆重召開。
此前，先生作為召集人，與許德珩、張西曼等發(fā)起籌備成立九三學社。籌備會發(fā)表了《對政治協(xié)商會議之意見》，先生也在多個場合強調“這個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對會議進行聲援。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成立，明確提出 “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xiàn)，爭取人民之基本自由” 之主張。先生當選為理事、常務理事。此后，先生復員上海，6月12日發(fā)起成立九三學社上海分社，任主任理事。
1946年11月，蔣介石徹底撕毀政協(xié)決議，召開沒有各黨派意見一致前提下的國民大會。作為特邀代表，先生原本抵制，但為謀求國共合作的可能性，抱持“愿為民主實現(xiàn)而拼老命到底”的誓言，出席大會。當看到情勢無可逆轉時，先生憤然提前離會返滬。以“偽國民大會”召開為標志，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起于蓬勃，而最終歸于失敗。
先生心猶不甘。在他的倡導下，12月31日，九三學社同民主促進會、民主建國會等11個在滬團體聯(lián)合發(fā)表了《對一黨憲法的聯(lián)合聲明》，對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并公布所謂的“憲法”表示堅決反對；1947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上海發(fā)表紀念周年宣言，無所畏懼地疾呼：“因為主張民主，所以我們反對獨裁、反奴性、反帝國主義侵略。因為主張科學，所以我們反對盲從、反復古、反一切的封建作風。”
1948年3月29日，先生帶著對有生之年未見中國民主憲政之實現(xiàn)的遺憾，帶著對“國事蜩螳，兆民涂炭”時局的憂慮，鑿鑿呼號著“非真正民主，實施憲法，無以救國”諍言，離開人世。今天，我們談論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就不能不論及民主憲政運動和舊政協(xié)，而作為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先驅——褚輔成，歷史本不該遺忘的。（郭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