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學社的前身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九三學社的中央社刊名為《民主與科學》，九三學社首任主席許德珩生前出版的回憶錄名為《為了民主和科學》。也許九三學社與民主科學之間有很多故事，只是筆者所知甚少而已。2012年7月23日至27日，筆者參加九三學社中央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舉辦的“九三學社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討會”，與許進先生（許德珩主席的孫子）同住一個房間，蒙許進先生將他主編的《1890-1990百年風云許德珩》一書相贈。細讀圖文并茂的《1890-1990百年風云許德珩》一書，方才知道許德珩主席的一些往事。筆者進行了不完全的統(tǒng)計：許德珩主席為了民主和科學，4次投筆從戎、4次被解聘、2次被捕，在4所大學上過學、在11所大學教過書，參加的社團或者參與發(fā)起成立的社團有14個之多，參加的有一定危險性的政治活動至少10多次，出版著作或譯作11部?；仡櫾S德珩主席的這些往事，我的一個感悟是，自由不是免費的，踐行民主和科學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智慧的。特寫此文介紹許德珩主席前半生的民主科學實踐。

一、結社自由，身體力行

1908年，18歲的許德珩考入家鄉(xiāng)的九江中學堂，經(jīng)楊秉笙、王恒兩位教師的介紹，秘密加入同盟會[1]P12。當時還是清王朝，同盟會屬于造反的革命黨，加入同盟會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1915年夏，許德珩考入北京大學英文學門。1916年3月先后遭遇父喪、妻喪，休學一個學期，1916年秋復學后轉(zhuǎn)入國文學門，重讀一年級[1]P22-26。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先后參加的社團或者參與發(fā)起的社團有7個：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校長發(fā)起成立的旨在培養(yǎng)師生個人道德情操的進德會[1]P330；1918年6月30日參加籌備李大釗教授發(fā)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任編輯部臨時編譯員[1]P31；1918年參加學生救國會，并于暑假作為學生救國會的兩個代表之一，南下聯(lián)絡各地學生，先后到天津、濟南、武漢、九江、南京、上海等地[1]P30；1918年10月20日擔任《國民》雜志社成立大會主席，并與鄧中夏、周炳琳等當選為編輯股干事，黃日葵、廖書倉、孟壽椿等為特別編輯員，張國燾為總務股干事，段錫朋為評議部議長，該刊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出刊，創(chuàng)刊號由徐悲鴻設計封面、蔡元培作序，該刊與文科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于1919年1月創(chuàng)辦的《新潮》雜志同為當時頗具影響力的雜志[1]P32-43；1919年3月23日，與鄧中夏、廖書倉等發(fā)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團員多為國民社、新潮社的成員[1]P44；1919年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5月7日許德珩出獄后參加北京學聯(lián)的工作[1]P50；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參與發(fā)起中華民國學生聯(lián)合會[1]P60。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基本上是國民社、新潮社的頭面人物，如傅斯年（5月4日游行總指揮）、段錫朋（5月5日新成立的北京學聯(lián)主席，6月18日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會長）、廖書倉（5月3日晚上13校學生集會的大會主席）、羅家倫（起草白話文《宣言》，提出“外爭主權，內(nèi)除國賊”口號[2]）、許德珩（起草半文半白的《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名列5月4日被捕32位學生之首）、張國燾等。

就學期間參加社團或者參與發(fā)起社團，本身沒有什么危險性，但是一旦發(fā)生學潮，為首者總是很危險的。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一開始游行秩序很好，警察只維持秩序，“文明對待”學生，連警棍都沒帶。當時的北京衛(wèi)戍司令段芝貴曾經(jīng)要求出兵彈壓學生運動，被國務院總理錢能訓拒絕，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也強烈反對段芝貴出兵（吳炳湘說：“段芝貴如定要派兵，我即將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負責吧，我不管了。”[3]），可是后來發(fā)生了私闖曹宅、毀壞私人財物、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的事件，警察不得不開始抓人，32個學生被捕。5月5日，教育部指令各學校校長，要求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各學校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帶領下，集體抗命并求助輿論，才使學生免遭被開除的命運，32位被捕的學生也于5月7日上午約10點由7個學校校長親自聯(lián)名保釋出獄。

1927年2月，留法7年的許德珩回國。在回國前，他曾經(jīng)找到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旅歐支部書記夏霆要求加入中共，但夏霆認為當時正值國共合作高潮，建議他加入國民黨左派，許德珩聽從夏霆的建議，加入國民黨左派[4]。

1932年12月，第二次被捕出獄之后，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總干事楊銓（杏佛）之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1933年1月30日，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許德珩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共9人）[1]P113。當時仍處于國民黨一黨訓政時期，國民黨不允許其他政黨存在。參加民權保障同盟是有一定危險性的，比如1933年6月楊銓就在上海被特務暗殺了。

1936年1月27日，與馬敘倫、白鵬飛、黃松齡、張申府等發(fā)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成立救國會也是有危險的，因為當局不允許成立政治性社團。1936年6月，許德珩被北京大學解聘。1936年11月23日，全國救國會的李公樸、王造時、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沙千里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后才被釋放 [1]P118-122。1938年4月，許德珩作為救國會北方代表被邀請為首屆國民參政會100個參政員之一，救國會9名參政員（南方代表：沈鈞儒、陶行知、王造時、史良、鄒韜奮，北方代表：許德珩、張申府、陳豹隱、程希孟），中共7名參政員[1]P133。此后，許德珩連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1年3月19日，包括三黨（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二派（鄉(xiāng)村建設協(xié)會、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在內(nèi)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秘密成立[1]P140，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左舜生為總書記、章伯鈞為組織部長、羅隆基為宣傳部長；1942年1月全國各界救國會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遂有“三黨三派”之稱。許德珩任聯(lián)絡部副部長[5]。

1944年底，在重慶的許德珩、潘菽、梁希、黎錦熙、勞君展、涂長望、張雪巖、黃國璋、葉鼎彝、稅西恒等經(jīng)常聚會討論時局，后來這批人結成一個政治組織——民主科學座談會[1]P142-143。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按照國際慣例，投降書將于簽字的次日即9月3日生效[5]。為了紀念抗戰(zhàn)勝利，民主科學座談會改名為九三座談會[1]P145。1946年1月10日，蔣介石在中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開幕式上宣布了保證人民自由、承認黨派合法地位、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等四項諾言[1]P146。1946年5月4日，九三座談會被改造為一個追求民主與科學的知識分子政治聯(lián)盟，取名九三學社，以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雪巖、潘菽5個人為常務理事，以梁希、盧于道2人為常務監(jiān)事[1]P152-153。1950年3月，許德珩擔任九三學社第一屆中央理事會主席，此后一直擔任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到1988年1月（1988.1-1990.2任九三中央名譽主席）[1]P336-343。

1979年3月24日，許德珩經(jīng)鄧穎超、烏蘭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實現(xiàn)了50多年來一直未了的一個心愿[1]P273。

二、書生坐牢，不改本色

許德珩一生總共坐過兩次牢。

許德珩第一次被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中國因為選對了邊而成為戰(zhàn)勝國。雖然中國只向歐洲戰(zhàn)場派遣勞工，不曾派軍隊參戰(zhàn)，但是當時國人在感覺上普遍覺得應該與歐美列強享受平等的待遇。在收回戰(zhàn)敗國德國在山東的利益方面，普遍存在樂觀心態(tài)。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在1919年1月開始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并沒有如愿，原因是英、法、意早在1917年2月就與日本有密約，而中國在1918年9月也與日本有密約[6]。當時的國際公法允許國家間存在密約。原來答應幫助中國的美國，看到密約后，對中國也愛莫能助。在美國看來，他不過是尊重已存在的密約；但在中國輿論看來，卻是美國背信棄義，1919之后，整個中國知識界對美國的好感一落千丈，開始轉(zhuǎn)向蘇俄。中國代表團交涉到5月1日，交涉最終失敗。5月2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消息透露給許德珩等學生，于是學生們將原定于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游行提前到5月4日舉行[7]。1919年5月4日，在游行隊伍到趙家樓曹宅之前，游行秩序一直很好（堪稱典范），警察也沒有動粗的意思。但悲劇還是發(fā)生了：部分學生沖進曹宅，打人，毀物，放火，之后逃跑。維持曹宅秩序的警察沒有盡到責任，既沒有保護好曹宅，也沒有抓現(xiàn)場打人放火的人。等到學生已經(jīng)四散跑掉，才胡亂抓幾個落在后面的學生[8]。事后統(tǒng)計，共抓了32個學生，其中，偵緝隊抓4個、保安警察三隊四隊抓8個、內(nèi)左一區(qū)抓11個、步軍統(tǒng)領衙門抓10個（內(nèi)有市民一人）[1]P47-49。許德珩被列在32個學生之首，也許是因為許德珩是游行的組織者之一，也許是排名不分先后之故（從32個學生名單的排序上看僅僅是把各單位報來的名單簡單合并而已）。被捕的學生均不承認有打人放火情節(jié)，不承認就拉倒，警察也沒有動用刑具對付學生。事實上，這些被捕的人也不知道打人放火是誰干的。不僅當時不知道，就是在不存在追究責任之后也沒有人搞得清到底是誰打人放火[9]。

1919年5月5日，教育部要求各學校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一律開除。校長們紛起反對，公推蔡元培（北京大學）、陳寶泉（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7個校長為代表前往警察廳交涉，當天交涉沒有結果。5月6日蔡元培等繼續(xù)交涉，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表示只要學生取消5月7日的大罷課，被捕學生就可釋放。5月6日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立即把羅家倫、段錫朋、方豪等學生領袖找來商量，以取消明天的罷課，換取警察廳釋放被捕的學生。羅家倫覺得應該答應政府的條件，但其他學生領袖都反對，認為未經(jīng)過學生聯(lián)合會的討論，這樣答應下來乃是越權。雖然如此，為了救出被捕的同學，學生領袖們最終還是同意連夜通知同學明天復課。5月7日上午10點左右，被捕學生全部釋放了。蔡元培率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列隊歡迎被捕學生歸來[10]。許德珩第一次坐牢，前后4天就被釋放，一來得益于蔡元培校長等的保釋，二來得益于當時寬松的社會輿論，三來得益于當時警察沒有被捕學生打人放火的直接證據(jù)。

被捕學生雖然被釋放了，但事情并沒有完，因為學生只是被取保候?qū)彾皇潜粺o罪開釋。畢竟重傷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在醫(yī)院還沒有脫離危險，醫(yī)生說命在旦夕）、火燒趙家樓的事得有一個說法。學生們也擔心章宗祥會跟他們打官司。恰在這時，有一個名叫郭欽光的北京大學學生因病去世，郭欽光有肺病，5月4日那天參加游行，因為跑路過多疲勞過度導致病情惡化，吐血不止，于5月7日在醫(yī)院去世。狄君武（學生領袖之一）急中生智想了個主意：不妨把郭欽光的死，說成是被曹家傭人打死的，也許可以抵消章宗祥的官司。大家一致叫好，結果郭欽光被塑造成五四運動的烈士受到全國各地隆重的追悼和公祭[11]。估計許德珩沒有參加這件事的決策，因為郭欽光去世當天上午許德珩剛被從監(jiān)獄釋放出來。但所有的學生都有意無意地參與了這件事的實施[1]P52-53。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若干年后對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12]。

5月9日，蔡元培校長向政府遞交辭呈，離開北大。5月11日，教育部總長傅增湘辭職。5月12日，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向總統(tǒng)遞交辭呈。5月13日，北京高等專門學校的全體校長向教育部遞交辭呈。學潮從北京蔓延到全國。6月10日，北洋政府將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免職。6月11日總統(tǒng)徐世昌向國會提出辭呈。6月12日，錢能訓內(nèi)閣總辭。6月12日，總統(tǒng)徐世昌通電辭職，因國會拒絕他的辭職，于6月22日宣布取消辭意。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決定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并辭去代表職務。7月25日，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宣言結束罷課。從5月4日開始的長達兩個多月的學生運動告一段落[13]。

許德珩第二次被捕。

因在暨南大學講授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辨證法，為上海當局所不容，許德珩于1931年初被暨南大學解聘。北平師范大學隨即聘他任教授兼歷史社會學系主任。1931年7月，許德珩全家抵達北平，許德珩任北平師范大學教授，同時兼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后專職在北大任教，夫人勞君展任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許德珩經(jīng)常發(fā)表抗日救亡言論，為當局所不容。1932年12月13日，許德珩被當成共產(chǎn)黨嫌疑在家中被秘密逮捕，家中的外文書籍、紅色封面的書籍及其手稿、譯稿均被抄走[1]P100-105。來執(zhí)行的人未介紹他們的身份，也沒說要把許德珩帶往何處。當時失蹤和暗殺事件時有發(fā)生，勞君展很是擔心。她機智地設法從北平市公安局第三科的登記冊上查到許德珩的名字，并立即將此事通知給《世界日報》記者薩空了，同時打電報到上海向蔡元培報告此事。12月14日出版的《世界日報》報道了許德珩被捕的消息，將此事公開。12月16日，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10位校長聯(lián)名致電行政院和教育部，要求保釋被拘師生。12月17日，宋慶齡、蔡元培、楊銓、黎照寰、林語堂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的名義致電蔣介石、宋子文、于學忠等，“望即日釋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學校師生許德珩等，以重民權而張公道。”并派楊銓到北平去解救許德珩。12月21日下午4點，許德珩被保釋出獄。許德珩第二次坐牢，前后9天就被釋放，一來得益于夫人勞君展機智勇敢，闖到公安局查到許德珩的下落并迅速通知各界朋友，否則許德珩有可能被秘密殺掉，二來得益于非政府控制的媒體將消息公開，三來得益于宋慶齡、蔡元培、楊銓、蔣夢麟、周炳琳等名人的呼吁和營救[14]。

三、投筆從戎，死里逃生

第一次從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1911年10月23日，同盟會會員林森、吳鐵誠等發(fā)動九江新軍第五十三標馬毓寶部起義成功，九江光復，李烈鈞任九江軍政府參謀長。1912年還在九江中學堂念書的許德珩（1908年秘密加入同盟會）投筆從戎，在李烈鈞部秘書處任秘書，1913年退役返回九江中學堂讀書[1]P14-16。

第二次從軍。1913年“刺宋案”引發(fā)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江西省前都督李烈鈞在九江湖口首舉討袁大旗，發(fā)布討袁檄文，二次革命爆發(fā)。許德珩第二次投筆從戎，參加李烈鈞部討伐袁世凱。二次革命失敗后，許德珩離開九江逃亡上海，考入?yún)卿林袊珜W英文系，繼續(xù)讀書[1]P16-19。

第三次從軍。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許德珩去法國勤工儉學，直至1927年1月。經(jīng)蔡元培推薦[1]P79，許德珩1927年2月回到國內(nèi)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文學系任教授，3月到黃埔軍校兼政治教官，為第五期學員講授社會主義史[1]P88-90。當時國共關系已經(jīng)越來越緊張，國民黨內(nèi)的左派與右派也很緊張，許德珩屬于國民黨左派。許德珩從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處獲知自己上了黑名單后，于1927年3月30日被迫離開廣州（隨后被中山大學解聘）。4月初到上海后遇好友黃日葵。黃日葵是中共創(chuàng)黨黨員，曾任中共廣西省委主要負責人、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秘書、國民革命軍李宗仁第七軍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務。4月12日上午，許德珩與黃日葵離開上海去武漢，當天晚上蔣介石發(fā)動清黨，陳延年等共產(chǎn)黨人遇害。到武漢后，許德珩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總教官惲代英的邀請到該校任教官，兼第四中山大學教授，黃日葵則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黨代表[15]。1927年7月，許德珩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9月初辭去總政治部職務[1]P92-95。相關資料沒有說許德珩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時的軍銜，參考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上將（如鄧演達）、副主任中將（如郭沫若）以及孫炳文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時的少將軍銜，估計許德珩此次從軍的最高軍銜為少將。

第四次從軍。1936年6月許德珩因參與組織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宣傳抗日被北京大學解聘，隨后到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任教授[1]P119。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7月29日北平淪陷，8月8日日軍宣布占領北平。8月9日晨許德珩只身逃往天津，次日勞君展攜子女也到達天津。“八•一三”正式對日宣戰(zhàn)后，勞君展帶子女回長沙娘家，許德珩到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掌民眾組訓）任設計委員[1]P125-126。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在淪陷前數(shù)小時，許德珩逃到下關，從下關乘小船渡江到浦口然后到武漢，到武漢后仍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六部設計委員[1]P129-130。1938年1月，第六部與政訓部合并為政治部，當時政治部在部長、副部長、秘書長之下設一、二、三廳、總務廳、秘書處和設計委員會等部門，設計委員會是一個安置客卿及閑員的機構。周恩來認為大家都聚集在武漢不是個辦法，應該回到原籍去參加抗戰(zhàn)。根據(jù)周恩來的建議，許德珩于1938年3月與王造時、羅隆基一起回到江西，在政治講習院開設課程《中日關系及其現(xiàn)狀》。1938年7月6日至15日，許德珩到武漢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會后回南昌就任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后援會主任委員（蔣經(jīng)國為該會下屬的大隊長）。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許德珩在重慶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此后定居陪都直至抗戰(zhàn)勝利，勞君展在重慶國立編譯館任編譯員，許德珩利用周末到距重慶五十華里的壁山社會教育學院兼課以貼補家用。1940年9月，許德珩一家躲避空襲回來，發(fā)現(xiàn)他們租住的房子已經(jīng)被日機炸毀了，只得另尋住處[1]P133-138。

四、言論自由，甘冒風險

1932年12月許德珩第二次被捕獲釋以后，仍然不改書生本色，繼續(xù)追求民主自由，宣傳抗日救亡。1933年1月30日當選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首屆執(zhí)行委員，為中國的民權鼓與呼[1]P113。

1935年12月9日，北平萬余學生舉行抗日大游行，史稱“一二•九”運動。許德珩、勞君展兩個教授參加到北京大學學生的游行隊伍中[1]P117。1935年12月19日，許德珩等以華北文化勞動者協(xié)會的名義發(fā)表宣言，支持學生運動[1]P118。

1936年初，許德珩與馬敘倫、白鵬飛、黃松齡、張申府等發(fā)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于1936年1月27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成立大會。1936年5月4日，北大舉行五四運動十七周年紀念會，馬敘倫、曾昭倫、周炳琳、許德珩四教授出席演講。1936年6月，北京大學宣布解聘許德珩、尚仲衣兩位教授，令馬敘倫教授長期休假。許德珩被北京大學解聘后，馬上被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聘為教授[1]P118-119。

1936年10月，中共地下黨員徐冰教授（建國后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部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到許德珩、勞君展家中，說由于國民黨的封鎖，延安的食品和日用品缺乏。許德珩、勞君展當即決定用自己的存款買一些東西（12塊懷表、10多雙布鞋、10幾只火腿）委托徐冰、張曉梅夫婦送給延安的老朋友毛澤東。毛澤東收到東西后于11月2日還寫了一封信表示感謝[1]P120。由于當時不能用真名，寄東西時只以北京大學教授們的名義，毛澤東的回信無法寄出。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9月12日上午會見許德珩、勞君展夫婦，方才知道東西是他們所寄[16]。在這里要補充說明一下毛澤東與許德珩、勞君展夫婦的交情。許德珩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就與毛澤東相識。勞君展（1900-1976），湖南省長沙縣人，前兩廣總督勞崇光的孫女，在長沙周南女校就讀時加入毛澤東發(fā)起的新民學會，1919年秋考入上海東南大學，1919年底決定赴法勤工儉學，因等船到1920年10月才動身，1920年5月8日毛澤東曾經(jīng)到上海為勞君展（啟榮）送行并合影留念，毛澤東與勞君展時有書信往來，1925年4月16日勞君展與許德珩在法國巴黎結婚[1]P72-78。1945年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在重慶廣交朋友，許德珩已經(jīng)是連任四屆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毛澤東本人也是首屆參政員），勞君展又是老朋友，毛澤東很自然就安排會見許德珩夫婦，這次會見中毛澤東鼓勵許德珩把民主科學座談會發(fā)展成一個永久性政治組織，從而直接推動了九三學社的誕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西安事變發(fā)生后，許德珩曾經(jīng)致電張學良、楊虎誠，要求將蔣介石“就地正法”。為了宣傳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徐冰邀請北平各校進步人士在許德珩家聚餐，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彭真（化名老高）給大家講解了相關政策[1]P124。

許德珩自1938年7月起連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任職期間正直敢言，被輿論評為除張奚若參政員之外“最能為人民講話”的人[1]P158。張奚若的敢言那是出了名的，舉兩個例子：1941年3月1日，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發(fā)言，尖銳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獨裁統(tǒng)治，出席會議的蔣介石對此極為惱火，但他未予置理，發(fā)言后便憤然離去，后來國民參政會還給他寄發(fā)開會通知和往返路費，他當即回電：“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未參加國民參政會會議；1957年5月整風時已經(jīng)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長的張奚若給中共提的意見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17]。能排在這樣一個人之后，許德珩的直言也是可以想象的。

1947年2月北平當局以清查戶口為名逮捕兩千多人，許德珩等13人聯(lián)名發(fā)表《抗議北平當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1]P161。

1947年5月20日，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上，許德珩提案反對一黨召開國民大會，要求立即停止內(nèi)戰(zhàn)實現(xiàn)國內(nèi)和平。該提案被登在5月22日的《中央日報》上[1]P163。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校學生萬余人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集會，抗議政府下令查禁華北學聯(lián)，數(shù)千名警察在會場周圍設置路障，架起了機槍，裝甲車在會場外面巡弋。許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均是九三學社社員）冒死出席并發(fā)表演講。鑒于1946年7月11日、15日李公樸教授、聞一多教授慘案的教訓，學生會派學生將三位教授護送回家，并派學生住在許家的客廳里以保護許德珩的人身安全[1]P165。

1948年8月9日，許德珩在北京大學理學院荷花池前發(fā)表演講，公開反對政府發(fā)行金圓券[1]P172。

1948年8月17日，行政院發(fā)布《后方戡亂應行注意事項》的命令。8月19日，大逮捕行動開始。8月21日，許德珩等55位北大、師院的教授聯(lián)名發(fā)表抗議書[1]P173。

五、只求學問 不求學位

許德珩先后在四所大學求學。

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后，許德珩逃到上海，考入中國公學英文系。1915年初因無力支付學費而輟學[1]P19。

1915年夏，許德珩考入北京大學英文學門。北京大學的學費比中國公學低，但許德珩仍然難以負擔，幸得在京經(jīng)商的同鄉(xiāng)熊奎如相助，才勉強讀下去。1916年3月，許德珩連遭父喪、妻喪，只得休學一個學期。1916年秋回北京大學轉(zhuǎn)入國文學門，重讀一年級。1917年初，同鄉(xiāng)熊奎如因生意虧本而還鄉(xiāng)，中斷了對許德珩的接濟，許德珩又陷入困境。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蔡元培的幫助介紹下，許德珩在北大國史編撰處勤工儉學，任務是翻譯英文版《多桑蒙古史》，每月有十塊銀元的收入，徹底解決了生活來源問題[1]P22-27。當時的十塊銀元可是個大數(shù)目，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全職管理員的月薪才八塊銀元。

1919年臨近畢業(yè)時，許德珩因組織參與5月4日大游行而被捕。按照當時教育部的要求是要被開除的。幸得蔡元培校長頂住教育部的壓力才化險為夷。1919年5月9日，蔡元培校長辭職離校，9月12日在各方勸說下回到北京大學。9月20日，張國燾主持北京大學學生大會歡迎蔡校長返校，許德珩雖已畢業(yè)，也參加了歡迎會[1]P63。

從北京大學畢業(yè)后，許德珩決定赴法國勤工儉學。1920年2月15日從上海出發(fā)，3月25日到達法國馬賽港。在巴黎，許德珩在巴黎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注冊，同時到法文學校補習法文[1]P69-71。1920年暑假，許德珩到英國倫敦，在政治經(jīng)濟學院注冊聽講，課余到大英圖書館抄錄有關太平天國和英法聯(lián)軍侵略中國的史料，二個月后回到法國[1]P73。1920年從英國回法國后，許德珩花了兩年時間避開各種活動專門學習法文（在法國南部城市地雄），然后于1922年10月從地雄回到巴黎，仍進巴黎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讀書。許德珩響應蔡元培提倡的不為學位主義，讀書只求學問不求學位[1]P158。蔡元培說他“每日用功時間總在十五點種左右，為留歐同學所僅見”。1924年許德珩將法國社會學奠基人涂爾干（1858-1917）的《社會學方法論》譯成中文，該書由蔡元培作序并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蔡元培稱贊許德珩的翻譯水平完全當?shù)闷?ldquo;信達”兩個字，“認為是近年來最有價值的譯本” [1]P77。蔡元培（1869-1940）24歲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號稱“儲相”），26歲為翰林院編修，32歲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4年秘密成立反清的光復會并任會長，1905年加入同盟會，曾經(jīng)留學德國、法國，1912年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1927任北京大學校長。許德珩能得到蔡元培這位牛人如此高的贊譽，說明許德珩的學術水平確實非同一般。

1928-1930年，許德珩在上海翻譯的書籍有：馬克思的《哲學之貧乏》、布哈林的《唯物史觀社會學》、拉法格的《家族進化論》[1]P99以及《共產(chǎn)主義之路與工農(nóng)聯(lián)盟》[18]。

根據(jù)講義出版的書籍有《社會學概論》、《社會主義史》、《中國現(xiàn)代經(jīng)濟史》、《中日關系及其現(xiàn)狀》等[18]。1987年出版回憶錄《為了民主和科學》，1989年出版《許德珩書法作品選》[1]P342-34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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