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植物學家吳征鎰院士的夫人段金玉，是一位研究生物的教授，也是九三學社社員。因為學術上的關系，大家都尊稱她“段先生”。段先生曾在清華、北大任教，1959年跟著吳老定居云南后，同樣任職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她為人低調，幾乎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媒體的采訪。

敲開段先生位于昆明北市區(qū)一棟普通高層住宅的門，老太太獨自在家。屋里的擺設很簡單，客廳的兩個大書柜塞滿了書。雖然定居云南54年，但鄉(xiāng)音未改，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招呼我們坐下。80多歲高齡的她，思路依舊清晰，聲音也很洪亮。“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我也不例外。”8月的一個上午，段先生首次向媒體講述了她與吳征鎰院士平淡卻相濡以沫的愛情。

7個兄弟姐妹，5個是大學生

段先生的父親是學工科的大學畢業(yè)生，母親雖沒念過什么書，卻知書達理，執(zhí)意要讓孩子上學。所以兄弟姐妹7個人，有5個是大學畢業(yè)生。

父親是家里唯一的經濟支柱，段先生中學畢業(yè)后，曾有親戚對母親說：“你們家這么困難，干嘛還念書？不如把姑娘嫁出去算了。”母親沒有多言，只答了句：“念了書再說”。

1944年，段先生中學畢業(yè)，本來是想報考北京醫(yī)學院，但因種種原因不能報考，只能考輔仁大學的生物系醫(yī)預組。輔仁大學的學費貴，為了節(jié)約，她總是去舊書攤買那些留白特別多的書，把它們當做筆記本，用書上空白的地方抄筆記。她對學習從不馬虎，也不考慮婚嫁之事，因為“書蟲都是不談戀愛的”。

1945年秋冬，她被查出患有初期肺結核，不能再繼續(xù)就讀醫(yī)預組，只能轉到了生物系，直到1948年畢業(yè)后留校任生物系助教。

1948-1949年的這一學年中，清華大學生物系李繼侗教授到輔仁大學生物系來代課，教授植物生理學課程。段先生幫助李教授安排實驗課，由此李教授對她有了較深的印象。問段先生是否愿意到清華來當助教？此時，吳征鎰也在李教授那里做教員，而且也是他的學生。“那個時候，大家都向往去清華大學，既然人家叫去還能不去嗎”。于是段先生便離開了輔仁大學，到清華大學工作。

那是1949年的夏天，當時的吳征鎰已經到了北京市軍管會高教處任副處長，但因觸電跌傷腰椎，需療養(yǎng)半年，而調回清華大學生物系，在校醫(yī)院養(yǎng)病。雖然兩人同在清華園，但卻從未見過面。

就圖他人誠實，工作努力

一轉眼，到了1949年的冬天，吳老的身體已基本恢復了，可以借助拐杖走路。那時已快過年，清華大學當時的學生大多來自五湖四海，少有家在本地的，而這些學生基本不回家過年。所以清華所有教職工和學生都會一起聯歡，大家包餃子、搟面條，在一起吃年飯。

在生物系的會議室里舉行的聯歡會上，段先生第一次見到了被老師不?？洫劦膬?yōu)秀學生——吳征鎰。但此時的她，卻絲毫沒有想到，這個身材瘦瘦，戴個古董眼鏡，穿解放軍灰棉襖的書生，將是與她攜手60余年的人。

聯歡會結束后，就有老師和學生來牽線搭橋了。一天，單位的一位老師跟她閑談，問了家庭情況，又問有沒有對象，得知段先生還是單身，便推介起了吳老。由于從小看母親拉扯7個孩子很辛苦。所以她并不想結婚，便謝絕了這位老師的好意。不曾想牽線的人一直絡繹不絕，段先生想，那就聯系聯系吧。

第一次見面談話，吳老把自己的實際情況告訴了段先生，段先生當時的感覺就是，這個人很誠實，再加之李教授對吳老很是夸獎，大家又都是同行，以后有共同語言（段先生覺得這個非常重要），所以對吳老心生好感。雖然吳老比她大了快10歲，但因為自己的父親比母親小，所以母親給孩子灌輸的思想就是，別找比自己年齡小的，照顧一輩子太辛苦，所以一家人也并不介意吳老的年齡。

可是，第一次見丈母娘后，母親有些不同意了。母親覺得他戴著個眼鏡，以后眼睛肯定不好。再加上穿個灰棉襖，衣服袖子還被刮了個大口子，白棉花都露出來了，這也說明不會縫補，生活能力不強。但是段先生卻覺得，自己也就圖這個人實在，而且他的老師說他工作很努力，這就夠了。加之父親也比較支持女兒的選擇。他們也就算確立了戀愛關系。

但吳老當時的工作非常忙，他們兩人很少有相處的時間。

郭沫若證婚，兩人聚少離多

1951年4月22日，星期天，兩人結婚了，一個25歲，一個35歲，證婚人是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儀式很簡單，就在吳老當時任職的中國科學院的禮堂里，請大家吃了些花生瓜子。

結婚后，北京的大學院系調整，段先生被安排到了距離當時北京城里10多公里的北京大學任教，而吳老在城里的中科院植物所工作。由于當時交通不發(fā)達，公共汽車晚上6點就沒了，所以兩人還是聚少離多。雖然同在一個城市，但每個月能見上一兩次就算不錯了。直到1957年春天，中科院植物所給他們分配了宿舍，兩人才搬了進去。

1958年夏天，吳老來到昆明籌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夫唱婦隨，第二年段先生便帶著7歲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也來到昆明。別人問她為何只養(yǎng)育兩個孩子，她說：“中國有句話：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活菩薩。我原來想當活菩薩，沒當成。那我就當一枝花。”

剛到昆明時，條件很艱苦，分給段先生的實驗室空蕩蕩，她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設計實驗臺。參照清華實驗室的標準，她做好了設計，因為沒有木頭也沒有工人，實驗室的建設被擱置了很久。吳老很忙，根本顧不上家，而段先生自己工作也很忙，還要獨自拉扯兒女。可直到現在，她對此都沒一句怨言。

結婚62年從來沒紅過臉

兩人婚后沒多久，吳老便提議商量下家務事分工。

他說，“我的事挺多，最好你管家。”

“怎么管？”

“最好什么都管。”

從此，吳老便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上，當起了“甩手掌柜”。

而段先生則承擔了所有家務，劈柴、下煤，就連吳家的事都得一手操辦。遠親要接濟，小輩讀書要資助，每月照單按時寄錢出去。寄完了告訴吳老，他“哦”一聲，就啥也不管了。

就連做衣服，都得先去鋪子選好料子和裁縫，才把吳老叫去量尺寸，有時候做好叫他再去試，便嫌麻煩，說“衣服還要試呀？”

在段先生印象里，吳老幾乎沒做過什么像樣的家務，也不知道如何照顧好他自己。60歲時要去西藏，段先生沒阻攔，給他準備了1000片維生素C，反復叮囑要記得吃，也給同行的人吃。結果人回來后，瓶子蓋都沒打開，他說都不記得這個瓶子是干嘛用的。后來，因為兩次進藏，每次數月，回來后因為缺乏維生素C而開始掉牙。

“他的脾氣非常好。用他的話說，有什么好吵的？”不但在家這樣，在外也很少動過氣。段先生認為吳老非常寬容，當他情緒不好的時候，最多就深深嘆一口氣“唉……”，然后一切都放下了。有時遇上與人有分歧，他會很耐心地解釋；如果對方還不理解，他就不管了，繼續(xù)干自己的事。別人的事，永遠都干擾不到他。誰想跟他吵架，吵不起來，誰想跟他打架，更不可能。在他眼里，除了植物，其他都是俗事。

而段先生也有自己的生活智慧，感覺兩人要動氣，她就拉開門往外走。等回家后，也不再提，全當什么都沒發(fā)生過。結婚62年，兩人從沒吵過一次架，沒紅過一次臉。

如今，吳老走了，留下段先生一個人。她說，人總得掙扎著活著。（此文2013年9月6日發(fā)表于《春城晚報》A4版，作者為春城晚報首席記者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