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九三學社的緣起，眾說紛紜：有根據(jù)部分九三前輩回憶形成的文字資料，也有社內(nèi)外其他同志基于搜集到的歷史資料，進行考證研究，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少數(shù)同志在表述時，認為成立過程“就是這樣”。有感于此，筆者惴粟間也想就此作點思考，作拋磚引玉之舉，相信隨著大量史料被挖掘出來，九三學社的緣起最終會越來越接近真相。
我關(guān)于九三學社緣起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兩點：
一、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也稱“自然科學座談會”）與九三學社有一定的淵源關(guān)系
1938年3月，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勸說下，郭沫若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的邀請，出任主管抗日文化宣傳工作的第三廳廳長之職。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兼管第三廳。12月，由于戰(zhàn)事吃緊，第三廳遷重慶，實際領(lǐng)導權(quán)由中共掌握，并把它作為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機構(gòu)，團結(jié)動員文藝界知名人士、社會賢達開展抗戰(zhàn)救亡運動，時稱“名流內(nèi)閣”。
第三廳遷重慶后，郭沫若即與錢俊瑞（時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專事文化界統(tǒng)戰(zhàn)工作）等人在重慶發(fā)起了“中國學術(shù)研究會”，下設社會科學組（成員后來全部赴延安）、自然科學組和哲學組，自然科學組（南方局稱中共學術(shù)委員會文化組）組長為徐冰。
1939年初，由C.C派杜長明把持的中華自然科學社在重慶傳播唯心論，影響了團結(jié)抗戰(zhàn)的大局。為此，徐冰約請吳藻溪、熊雯嵐到川東師范學堂孟憲章處，要求他們設法聯(lián)合科技、文化界人士成立一個組織，寫文章宣傳唯物主義，抵制這股妖風。按徐冰的要求，也邀請張申府、潘菽、周建南分頭聯(lián)系，參與最初籌備。
3月下旬（油菜花開時節(jié)），由吳藻溪、張申府、熊雯嵐、潘菽、周建南、葛名中（即葛春霖）發(fā)起，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正式成立，并接受自然科學組領(lǐng)導，活動地點設重慶打銅街，在曹家巷53號川康銀行后院的巴克新工程師事務所。座談會剛成立時，每周六晚上定期座談，有時因情勢需要，臨時召集到大梁子青年大廈開會，夏天有時還舉辦茶座。成立一、兩年參加的其他人員有孫克定、李伯剛、鄒明初、漆文定、汪季琦、趙心、涂長望、梁希、干鐸、金善寶、李士豪、謝立惠、李漢石、吳南軒、龍叔修、周倫岐、姜治光、解后民、潘新、魯寶重、蔡善英等，總共20余人。但人員并不固定，有進有出，先后參加的有40多人。召集人先后有吳藻溪、熊雯嵐、張申府、葛名中、孫克定等。座談會的印刷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機關(guān)報《新華日報》免費印刷。
座談會討論的主要內(nèi)容是發(fā)展辯證唯物論的科學研究，鞏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支援八路軍抗日，研究如何拆散繳獲的日寇武器，戰(zhàn)時如何解決群眾糧食和營養(yǎng)問題等。在座談一、兩次后，按潘梓年要求，開始編輯《新華日報》科學副刊——“自然科學”專欄，如1940年11月5日發(fā)表《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致朝鮮自然科學界的信》、11月7日發(fā)表《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致書蘇聯(lián)自然科學界》，1941年9月27日發(fā)表張申府、吳藻溪、葛名中文章《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致蘇聯(lián)科學家的信》，12月20日發(fā)表《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致英美科學家的電》等等。吳藻溪在座談會基礎上，公開署名發(fā)表文章《目前自然科學界的主要任務》、《自然科學者起來撲滅汪逆漢奸》、《新興自然科學在中國》、《中國二十年前的航空建設運動》、《對科學界的熱切號召》等。
《新華日報》非常重視副刊編輯。1939年夏，按徐冰要求，座談會以招待記者為名，在牛角沱生生花園宴請報社潘梓年、吳克堅、楊放之、許滌新等人。潘梓年等強調(diào)，座談會的文章不要寫的太深，群眾不易接受；科學要為人民群眾服務，文章要通俗化、大眾化。副刊編了3年多，到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副刊就停了。
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還成立了沙磁區(qū)（現(xiàn)沙坪壩）分會，人員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大學教師，主要有潘菽、梁希、金善寶、涂長望、謝立惠等。因為這些人住沙坪壩，到主城一次實屬不易，就經(jīng)常在中央大學主動開展活動，討論時局。其活動消息見諸于吳藻溪《科學運動文稿》（農(nóng)村科學出版社，1946年11月7日版，431頁；吳藻溪著科學運動文稿征求預約，新華日報1946年7月9日第1版），題目為《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沙磁區(qū)分會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所通過的科學運動綱領(lǐng)》。
1939年初夏，在董必武和吳敏（楊放之）支持下，由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牽頭，成立了中國青年科學技術(shù)人員促進會（簡稱青科技）。1945年7月，在周恩來的親自領(lǐng)導下，由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自然科學組積極籌備，成立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1946年3月，成立了“中國學術(shù)工作者協(xié)會”。
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是不是九三學社的前身之一，目前兩種說法完全對立。一說“是”，但事實上座談會與九三學社沒有承繼關(guān)系，有很多成員是中共及其他社會賢達，并沒有在后來成為九三學社社員，且九三學社成立后，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依舊存在，并發(fā)表對時局的建言。一說“不是”，認為將座談會作為九三學社前身，是抬高了九三學社，或認為，座談會與九三學社不相干，不應該在社史中出現(xiàn)。然而由上可以看出，吳藻溪、潘菽、涂長望、梁希、干鐸、金善寶、李士豪、魯寶重等，因座談會相識相知，后來成為九三學社的發(fā)起人。他們以座談會為依托，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其事跡應該在社史中得到反映。
今年8月20日，我參加社浙江省委社史研究工作座談會。葉烈窯副主委與我單獨交換意見，提出，九三學社與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因為部分人員的交叉，存在一定的淵源關(guān)系。我認為這個提法可以參考。
二、九三學社成立以前，一批社會賢達、科技工作者在一起座談是有的，但前身之說存在疑問
“自然科學座談會”有史料為證，比較容易厘清，而對于“民主科學社”或“民主科學座談會”是否為九三學社前身，歷來存在爭議。為什么會有爭議，我的理解是因為每一個人對一些具體事項、重大進程的參與度，參與時間、形式等存在差異，認識也必然不同，導致部分九三前輩的回憶各有不同。同時，由于部分回憶在撰寫過程中，無法查證《新華日報》等報道，在時間、史實上也存在一些出入，也有因個人隨性，回憶褒貶增減，以致讓后來研究者撲朔迷離。
九三學社重要創(chuàng)始人許德珩等起草的《九三學社概要》是九三學社列入新政協(xié)界別的重要依據(jù)。《概要》描述：本社是對日抗戰(zhàn)結(jié)束前一年，在重慶一部分民主的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職業(yè)者由一種座談式的集合，演進而成的一種學術(shù)性的政治團體。原名民主科學社，因與當時另一“民主與科學雜志社”混同，為紀念國際民主的偉大勝利日，始改為九三學社。
但這段文字無法回避四個關(guān)鍵事實：其一，《新華日報》報道，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召開成立大會，會上通過4個文本，其中《九三學社緣起》強調(diào)，“對此偉大的民主勝利之九月三日，應謀發(fā)揚光大”，“民主的新中國之建設，經(jīng)緯萬端”，科學則“為急不可緩之舉”。“本此要求，發(fā)起‘九三學社’”。對九三學社的緣起與命名原因，以及為什么堅持民主與科學作了準確注解，而絲毫沒有提及有前身“民主科學社”；其二，參加成立大會的人員有50多人，其中大部分并非“民主科學社”或“民主科學座談會”成員；其三，《概要》提到“民主科學社”，而并沒有涉及“民主科學座談會”，這二者是否合二為一或相承相繼；其四，作為正式的、進步的“民主科學座談會”或“民主科學社”，《新華日報》及有關(guān)南方局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人士回憶并沒有只言片語的報道、提及。
孫恭順系稅西恒的學生、原九三學社貴州省委委員。他在《稅西恒老師二三事》中回憶：許與稅視察督學，在視察中，他們便結(jié)識了許多進步的大學教授和進步人士，日后便經(jīng)常在西恒師家中座談時局。經(jīng)常聚集座談的大學教授有許德珩勞君展夫婦、黃國璋夫婦、王克誠夫婦以及梁希、潘菽（中央大學教務長）、褚輔成、涂長望、盧于道……等。座談會地址是在重慶自來水公司打槍壩職工宿舍，后來西恒師搬遷至兩路口新村五號，座談會的地址也隨之轉(zhuǎn)移于此。當時的座談會，既無名義也無召集人，不定期的聚集座談屬于自發(fā)的組織結(jié)合。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當日上午一早，座談會的人士就去康川興業(yè)公司聚會歡慶，到會共十一人。中午，西恒師在重慶黃家埡口中蘇文化協(xié)會餐廳設宴招待，席間大家提出我們這個座談會總應該有個名字，于是相繼提名。最后褚輔成說：今天是九月三日，是日本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為了紀念這個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談會，當時大家一致贊成。
稅西恒的這段回憶，排除參與角度不同因素，對許德珩、潘菽等人的回憶部分進行了印證，也較吻合吳藻溪、雷啟漢、漆文定等人的回憶的一些片斷。
按照吳藻溪、雷啟漢、漆文定等人的回憶：吳藻溪與許德珩彼此相熟，是在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期間，平津各大學教授19人聯(lián)名宣言，要求團結(jié)御辱，他們都是簽名人。抗戰(zhàn)勝利前后，吳藻溪按照徐冰的要求，為團結(jié)國民參政會民主分子，“數(shù)度前往下羅家灣稚園即許德珩及其妻室勞君展的住宅，與許德珩漫談時局”，并“分別向徐冰和潘梓年先生匯報了訪晤許德珩的經(jīng)過及所談的內(nèi)容……稍后，許德珩對吳藻溪說，他去找過徐冰和潘梓年先生，徐冰也來找過他，彼此談得很好云。”
此后，許德珩找吳藻溪商議發(fā)起一個政治團體。“吳藻溪去找了徐冰和潘梓年先生，抽象漫談了發(fā)起政治性學術(shù)團體的問題。”之后，吳藻溪到稚園去訪晤許德珩，商談怎樣發(fā)起上述團體，決定以稅西恒、梁希、潘菽、李世豪、許德珩、詹熊來、褚輔成、孟憲章、孫蓀荃、張西曼、張雪巖、謝立惠、盧于道及吳藻溪等為發(fā)起人，并由許德珩、吳藻溪再分途邀約一些適當?shù)娜耸繀⒓?。?shù)日后，彼此再在稚園晤談，許德珩提出張迦陵、王卓然等，吳藻溪提出鄧初民、馬哲民、朱鴻賢、漆文定、王克誠、鄒明初、雷啟漢等。
1945年9月3日，國民政府宣布慶祝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和中華民族抗日戰(zhàn)爭勝利，重慶全城即日起放假3天。這天，座談人士在中蘇文化協(xié)會聚餐，商定成立了九三座談會。1946年1月8日，諸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西曼、何魯、劉及辰、潘菽、吳藻溪等20余人召開九三座談會，決定籌組成立學術(shù)性黨派組織。吳藻溪提議，為了繼承“五·四運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傳統(tǒng)，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起見，這個學術(shù)性的民主黨派應當定名為九三學社。經(jīng)全體一致無異議通過。
關(guān)于“吳藻溪提議”，吳藻溪回憶中將時間放到了5月4日成立大會當日，顯然與《新華日報》報道不相符合。
開成立大會的時候，最難解決的是會場問題。當時國民黨特務不好過分壓制民主人士開會，而專門給借房屋給民主人士開會的人找麻煩，所以會場很難找到。吳藻溪因為是重慶基督教青年會會員，便借到了該會的大禮堂開成立大會。緣起、宣言及政治主張等，全部由吳藻溪起草；開會通知也由吳藻溪寄發(fā)或其他發(fā)起人口頭轉(zhuǎn)告。
為開好大會，吳藻溪到南溫泉實用會計高級補習學校，與教職員王克誠、漆文定、蔣宗仁、朱鴻賢、朱作琦、白遠富、黃仁生、鄒明初和學生段厚柏、彭蘭芳、莫繼莊、楊永碧、劉文富等商談了一下，決定上列教職員都參加發(fā)起和籌備工作，并由這個學校的教職員聯(lián)誼會和學生自治會致函大會，表示支持。
一切準備就緒之后，于1946年5月4日下午3-7時在重慶基督教青年會大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閉幕時，由主席團宣布：授權(quán)許德珩、吳藻溪，（一）以本社名義向政協(xié)三方面表示支持其所達成的各項協(xié)議，并正式提出本社政治主張；（二）代表本社慰問在較場口事件中受傷的民主人士；（三）代表本社向中外各報、各通訊社發(fā)布本社成立新聞。
綜上所述，筆者更傾向于肯定有座談，座談也有一定的目的性，既座談時局，也討論成立學術(shù)性黨派組織——九三學社。座談屬于不定期自發(fā)組織，也有一定的聚餐性質(zhì)?？箲?zhàn)勝利前后，國統(tǒng)區(qū)物資匱乏，前線將士抵渝，很多時候給予的獎勵就是宴請。而稅西恒曾任重慶自來水公司總工程師、重慶大學工學院院長兼電機系主任、蜀都中學校長等職，有一定的經(jīng)濟能力，住宅蘭園比鄰宋慶齡居所，比較寬敞，有專門的廚師，大家既座談，也改善一下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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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韜：南京國民政府文化建設研究（192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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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九三學社概要》1949年6月17日
[9]《稅西恒老師二三事》九三學社中央網(wǎng)站“社史研究”欄目
[10]許德珩、吳藻溪、潘菽、盧于道、雷啟漢、漆文定、謝立惠等人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