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是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長期擔任九三學社復旦大學基層組織的領導。他是我們九三學社復旦大學基層組織的驕傲，也是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典范。
一
譚其驤1911年2月27日出生于遼寧沈陽，次年隨父親遷回浙江嘉興原籍。他早年曾是一名充滿愛國熱情和期冀社會變革的紅色青年。1926年就讀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大學，接觸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他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被捕入獄，遂與組織失去聯(lián)系。獲釋后考入暨南大學，從此，譚其驤潛心于學，“不問政治”（譚其驤：《為什么年逾七十還要入黨》）。
盡管如此，譚其驤內心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也一直是一個愛國者。他之所以立志開創(chuàng)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就是懷著一種愛國主義的情懷。在政治上他也一直堅持自己的底線。例如，1944年在遵義，身為浙江大學教授的他家中相當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度日。當國民黨以優(yōu)厚酬金要他給“將官班”兼課時，提出要他加入國民黨，但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國民黨方面只得取消這一所謂“先決條件”（譚其驤長女譚德瑋《爹爹百歲誕辰紀念》）。他還一直同情革命，在浙江大學擔任教授時曾經掩護過中共地下黨負責人。
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全國大陸獲得解放，譚其驤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因此，解放初期，他“在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中，思想上是比較靠攏黨的”（譚其驤：《為什么年逾七十還要入黨》）。
二
九三學社是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親切關懷下于抗戰(zhàn)勝利后不久成立起來的一個“永久性政治組織”。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肯定了九三學社在反美反蔣的民主運動以及參與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方面的作用和貢獻，“希望九三學社繼續(xù)存在”，并“鞏固與發(fā)展”。譚其驤1950年從浙江大學轉到復旦大學任教，不久即加入了九三學社，成為新中國九三學社發(fā)展的第一批社員，并于1952年秋被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三屆理事會增選為委員，同年12月參與了九三學社在上海建立的第一個基層組織——九三學社復旦大學支社的組建工作。
1954年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吳晗組織專家重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這項工作后來發(fā)展為新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決定從復旦大學借調譚其驤赴京主持此項工作。次年2月，譚其驤到京開始此項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按照九三學社組織的要求，參加了九三學社中科院支社文化小組的活動，并擔任了九三學社北京分社科學文教工作委員會委員。在北京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參加九三學社的活動共計近20次（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
1956年，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二屆支社委員會成立，譚其驤被選為主任秘書。這年是九三學社復旦大學支社迅速發(fā)展的一年，一共發(fā)展了近70位社員，使當時的社員總數(shù)達到100多位，成為當時校內最大的民主黨派基層組織。1957年1月22日，九三學社復旦大學支社舉行了全體社員大會，學習了中共中央有關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精神，另外經支社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成立支社秘書組，由主任秘書譚其驤領導。
1957年4月3日，復旦大學黨委召開本校民主黨派聯(lián)席會議，學習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譚其驤發(fā)言強調“要有保證發(fā)揚民主的制度”。6月6日，歷史系召開教師座談會，譚其驤說，九三學社過去開會總留點時間讓大家對學校提建議，有一次有人指出工作量制度行不通，但提了以后不久，就有領導說工作量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意思是反對工作量制度，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工作量與社會主義聯(lián)系得這樣密切，帽子這樣大，人家就不好說話了。九三里面有的人肯說話，看到不對就說，這種人比唯唯諾諾的要強一些”。（《復旦》（校報）1957年6月18日《歷史系舉行教授講師座談會》）譚其驤本人就是敢于提出意見的，他曾向高教部和校行政提出了增加科學研究經費、設法支持鼓勵教師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建議。沒過多久，“反右”運動開始了，復旦大學203名民主黨派成員中有25人（占12.32%）被定為“右派分子”。但直到這年10月，譚其驤還是敢于對學校工作提出批評意見，甚至提出應該檢討：“從時間上看，政治活動的時間中，有沒有浪費的地方？”（《復旦》（校報）1957年10月16日《黨委會、民主黨派、工會分別組織座談會〓老教師對學風問題發(fā)表意見》）好在學校黨委當時對譚其驤在政治上是信任、愛護和保護的。當年9月，復旦大學成立招收研究生委員會，共11名委員，譚其驤等6名九三學社社員名列其中。
1958年以后，譚其驤“下決心改造自己，向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道路邁進”（譚其驤：《非滅資興無不可，非政治掛帥不可》）。他對自己“重業(yè)務輕政治”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傾向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譚其驤：《找到病根后的躍進決心》）。他說，原來“認為自己是搞業(yè)務的，就可以專搞業(yè)務，至于政治應該由黨員去搞。我認為自己基本上是擁護共產黨的，愿意接受黨的領導，對政治地位沒有欲望，沒有野心，因而，政治不會發(fā)生問題。”但后來認識到，“任何人不管他主觀上要不要搞政治，客觀上不可能脫離政治”。（譚其驤：《非滅資興無不可，非政治掛帥不可》）他也認識到，今后做研究工作“應該盡量利用、發(fā)揮集體力量，只有這樣才能更多更快地做出成績來，滿足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的需要。也只有這樣做自己才能當?shù)闷鹕鐣髁x時代的專家的稱號。”（譚其驤：《一言一動都從六億人民利益出發(fā)》）他對“紅”與“專”的關系也進行了思考，認為“紅即是紅到專里去，學習專業(yè)更有助于紅”。（《復旦》（校報）1958年3月31日《歷史系教師也展開大辯論》）
1958年10月，為了加速《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學校選派了11名歷史系四年級學生和1名助教，與譚其驤等教師一起工作。譚其驤說：“開始時，讓學生參加這一工作，能不能完成任務是懷疑的，現(xiàn)在看來，離開學生是完不成任務的。”在群眾的熱情、干勁的鼓舞下，他也獲得了巨大的力量，以更大的熱情投入了繪圖的工作(《復旦》（校報）1960年3月16日鐘人作《群眾路線的紅旗是怎樣飄起來的——歷史地理研究室多快好省完成國家任務，培養(yǎng)干部的故事》）。
1960年5月，譚其驤被評為上海市高等學校先進工作者；6月，出席了全國文教“群英會”。在5月初的學校群英會上，譚其驤發(fā)言說：“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切身體會到，只有無產階級最重視祖國的文化遺產。”“黨在1958年加強了對編繪工作的領導，建立了研究室的黨組織，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充分發(fā)動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黨的領導下，使專家和群眾相結合……這樣，整個編繪工作就生氣蓬勃，出現(xiàn)突飛猛進的局面。”“事實充分證明：只有黨的領導，科學研究工作才能夠創(chuàng)造奇跡。這個事實也深刻地教育我，使我對黨的領導，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黨組織能夠集中群眾智慧，總結經驗，領導群眾改進工作方法，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我們必須聽黨的話，跟黨走，才能夠為社會主義事業(yè)作出積極的貢獻。”“作為一個專家，必須把自己的知識，毫無保留地教給青年一代，這是我們老一輩專家義不容辭的責任。”“最近兩年以來，我能夠有所提高，比以前更能發(fā)揮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一點知識貢獻給人民，這完全是由于黨和群眾的教育。”（《復旦》（校報）1960年5月10日《黨教育了我 群眾教育了我——譚其驤教授在群英會上的發(fā)言》）
1958年9月，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三屆支社成立，譚其驤當選為副主任委員。1961年7月，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四屆支社成立，譚其驤當選為主委。在此期間，在九三學社的組織生活中和校內其他場合，他與其他同志多次探討有關如何更好地發(fā)揮老教師作用、提高教學質量、培養(yǎng)研究生、開展學術討論等問題（《復旦》（校報）1959年1月21日《老教師如何更好地發(fā)揮作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教師分別舉行座談》；《復旦》（校報）1959年4月25日《民主黨派成員在公園里過組織生活》；《復旦》（校報）1959年11月5日譚其驤等：《關于進一步開展學術討論的倡議》）。1963年1月28日，他出席了民主黨派和知名人士座談會。周恩來總理在會上講話，鼓勵知識分子同心同德過“五關”，即思想、政治、生活、家屬、社會（葛劍雄：《禹貢傳人——譚其驤傳》）。1964年9月，譚其驤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三
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九三學社被迫停止活動，譚其驤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先是遭受殘酷迫害，后因《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毛澤東主席交辦的工作，而成為“一批二用”的對象。此后，譚其驤忍辱負重，繼續(xù)《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但這項工作受到了“文革”的很多干擾。這樣，原本計劃1967年可以完成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內部本八冊出版工作，直到“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才出齊。然而就在這年2月，因長期緊張工作所累，譚其驤突發(fā)腦血栓，不久又致半身不遂。
1978年12月30日，復旦大學黨委舉行大型座談會宣布，各民主黨派恢復活動。譚其驤是九三學社復旦支社主委，但他因病住院未能與會。在會上，代表支社發(fā)言的是副主委盧鶴紱教授。盧鶴紱在會上說：“譚其驤同志曾和我談過，他說，我們不是學會，但是我們的活動應該結合科學技術實踐來談思想、談政治和談心得體會，使大家真正能有所得。”（盧鶴紱：《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1980年4月18日，九三學社復旦大學支社召開大會，譚其驤出席了會議，并在會上說，通過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我已從信心不大足，轉變?yōu)樾判氖?，完全解決我的思想問題了……黨完全能領導我們實現(xiàn)四化，不愧為我們信賴的黨，我們的領導黨?，F(xiàn)在，我信心十足，要做好黨的助手，發(fā)揮我們的力量，努力工作，把國家建設好。同時，我感到責任重大。因為，我們民主黨派的成員，都是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相結合，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有知識的，特別是民主黨派的成員是老知識分子，現(xiàn)在要進行科研工作，三、四十歲的教師接不上去，這個任務，不能不落在我們的身上。盡管我們年紀老了，但一定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把被‘四人幫’毒害的整整一代人挽救過來，這個重任擔當起來，這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所以，我們的責任很重大的。因此，我們要同心同德，加倍努力，鼓足干勁，以微薄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把我們的崗位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九三學社復旦大學支社委員改選情況匯報》復旦大學檔案館）這次大會選出了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五屆支社委員會，譚其驤繼續(xù)當選為主委。在譚其驤領導下，九三學社復旦大學第五屆支社恢復了社員發(fā)展工作，一共發(fā)展了10多名社員。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解放以后，我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同年11月，譚其驤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即中科院院士）。文科學者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至今仍非常罕見。
1983年6月，譚其驤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晚年的譚其驤為什么要申請入黨呢？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糾正了過去的‘左’傾錯誤路線……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代替了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全黨工作的重心，從指導思想到各條戰(zhàn)線的實際工作都取得了決定性的撥亂反正的勝利……可見中國共產黨確是一個具有無比偉大生命力的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雖然不免會犯錯誤，遭受挫折，但最后畢竟還是會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黨是能夠領導人民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
“尤其使我欣慰的是，三中全會提出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影響到歷史學界。過去學術與政治不分，歷史與現(xiàn)實不分，為了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不惜歪曲篡改歷史事實的風氣，也基本上得到了糾正。百家爭鳴的政策真正得到了貫徹，人人都可以各抒己見，用不著耽（擔）心被戴上政治帽子了。”
“這方面我的體會比別人可能更深一些。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當時強調編歷史地圖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我作為《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編，無法實現(xiàn)我的按歷史實際情況畫的主張。有些少數(shù)民族獨立自主的地區(qū)被畫成了在中原王朝版圖之內。好多幅‘某時期全圖’，東南西北各邊都是按不同時期的最大版圖拼湊而成的。名為‘某時期全圖’，卻并不反映這個時期任何一年的實際疆域全貌。我不以這種做法為然是形于言表的，我也不想隱諱。這在‘文革’時代當然就構成了我的‘反動鐵證’、‘彌天大罪’。圖集出版以后，由于它的詳細程度遠遠超過前此已出版過的任何歷史地圖，因而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圖中違反歷史真實的地方，或一時還沒有為讀者所發(fā)現(xiàn)，或發(fā)現(xiàn)了而處于那個時期不便公開揭發(fā)指責，但我內心則深深引以為愧。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這些不正確的地方一一改正，這才對得住讀者；但二十多年的經驗，使我不敢想這個希望有可能實現(xiàn)。”
“想不到歷史性的大轉變不久竟然反映到這套圖集身上。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要把這套原來限于內部發(fā)行的圖集改為公開向海內外發(fā)行，召集原編繪和制圖單位討論如何進行。我當即指出圖集存在著‘左’的一套錯誤是很嚴重的，明顯違反歷史真實的地方不少，不作必要的修改不宜公開發(fā)行。社科院領導肯定了我的意見，并且決定由我草擬修改方案。這已使我感覺到氣氛確已和三中全會以前不同。在起草修改方案過程中，我排除了干擾，堅決主張要把一些沒有歷史事實作根據的畫法一一改正過來。不過這個方案能否得到領導批準，說老實話，那時我還沒有多大信心。出乎意料的是，方案不僅很快取得了社科院領導的同意，由社科院呈送中央書記處，好幾位中央領導同志都作了具體批示，完全同意了我這個在過去必然會被認為大逆不道的修改方案。這是多么令人激動啊！這使我深深體會到三中全會的實事求是精神確已貫徹到學術研究領域里。這對一個歷史工作者來說，是多么大的鼓舞??！”
“我在舊社會里兩次搞圖都歸于失敗的經歷說明，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要完成這么繁重的工作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建國以后，在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的倡導關懷下，才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起十多個單位，通力合作，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制成了八冊一套的內部發(fā)行本《中國歷史地圖集》……這就用事實證明了在舊社會里辦不到的事，在新社會里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大協(xié)作辦到。”
“五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教育了我：沒有黨的領導，沒有社會主義制度，這樣大型艱巨、需要大協(xié)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學術工作是搞不成的……我要在今后不多的歲月里，把工作做得更有效，為祖國的四個現(xiàn)代化，為兩個高度文明的建設盡可能作出貢獻。怎樣才能實現(xiàn)這個愿望呢？加入中國共產黨，讓自己在黨組織內接受黨的教育和領導，較快地提高共產主義覺悟，較好地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顯然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適應當前和今后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譚其驤：《為什么年逾七十還要入黨》）
這以后，譚其驤更加勤奮、拼命地工作。他總在家人入睡之后還在書齋中工作，常常要深夜一點才能入睡。“年三十這樣、節(jié)假日這樣，在醫(yī)院里病床上不管時間、地點、場合，只要是能抓住的時間他都在思考問題，研究學問，安排學生的研究計劃或給學生上課”。（譚德瑋：《爹爹百歲誕辰紀念》）譚其驤的大女兒譚德瑋回憶說：“記得1990年夏天，他又因小中風在華東醫(yī)院住院，回來后，我勸過父親，要他提前點睡，他卻嘆嘆氣、搖搖頭，到1991年夏天，我回上海時，又勸他去住院，他卻強調：‘我的時間不多了，要做的事情還不少，還得抓緊呢！’”
1988年12月，《中國歷史地圖集》公開本八冊全部出齊。這套圖集被譽為“新中國社會科學最重大的兩項成果之一”（中國科學院網站“院士信息”之“譚其驤”詞條），對維護我國領土完整、開展生態(tài)治理、防災減災和地區(qū)開發(fā)等工作具有重大意義。1989年3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慶祝大會。譚其驤在會上說：“《中國歷史地圖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遼闊、年代之悠久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歷史地圖所無法比擬的，但編繪的物質條件又相當簡陋，遠遠不及發(fā)達國家的水平。全體編繪人員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學術研究，為了共同的事業(yè)，發(fā)揚了無私奉獻的精神，在連續(xù)幾年或十幾年的時間里，大多數(shù)編繪人員放棄了節(jié)假日和業(yè)余時間，放棄了個人研究和興趣愛好，根本沒有想到會有署名和領取稿酬的可能，沒有工資之外的任何津貼，還要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折磨和干擾。編繪人員中有人因遭受打擊而身亡，有人因積勞成疾而早逝，也有人戴著帽子而堅持工作。今天，參加過編繪的人員大多已年過五十，他們?yōu)椤吨袊鴼v史地圖集》奉獻了一生最寶貴的時光，盡管他們所獲得的榮譽和報酬同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很不相稱的，但他們都以能參加這項工作而感到自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雖然已成為過去，但這種奉獻精神是永存的。即使將來我國的物質條件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大大改善了，這種奉獻精神還是值得我們發(fā)揚的。”（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譚其驤沒有提到自己，但在場的人都知道，他為圖集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了解到《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出版的艱難歷程，胡喬木在會上也有感而發(fā)。他說，科學和科學家完全有理由受到社會的尊重和重視?？茖W事業(yè)是在困難與寂寞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家們對待科學和科學家，一要倡導、支持，二要保持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陀^的態(tài)度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寬容的態(tài)度。胡喬木認為，領導者要真正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就必須脫離自己長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觀念，脫離自己的習慣和利害。為了讓這種寬容真正實現(xiàn)，應有這種準備，即使認為某種意見是錯誤的，也要承認它有存在的權利。他強調指出：領導者不應讓自己長期形成的習慣和利害影響自己對科學問題的判斷，只有這樣，中國的科學才能發(fā)展。（龔育之：《獻疑和獻曝》）
譚其驤連任第三、四、五屆人大代表，非常關心國家發(fā)展，積極建言獻策。僅以五屆全國人大四、五兩次會議為例，他就獨自提交了６個議案，聯(lián)合提交多個議案。這些議案主要涉及教育、文化和政區(qū)改革等方面，其中反對輕率修改1978年憲法中有關宗教信仰條文，擴大高校自主權、增加教育和科研經費、提高研究生待遇、建立完善檔案工作制度、為調整現(xiàn)行省級行政區(qū)劃做好前期準備等建議，都很有針對性和前瞻性。譚先生還曾就發(fā)展壺口瀑布的旅游提出自己的意見。在人大會議討論發(fā)言中，譚先生敢于直言，他批評夸大政績，尖銳抨擊一些社會亂象，大聲疾呼“國家要富強，關鍵是敢于解決問題”。（邵鴻：《在“紀念譚其驤先生百年誕辰國際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譚其驤深受復旦大學廣大九三學社社員的擁戴，雖然由于年老體衰，在1983年成立的第六屆支社委員會上不再擔任領導職務，但在1986年成立的第七屆支社上又被推選為顧問。1983年，譚其驤當選為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顧問；1988年，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參議委員會委員，直到1992年8月28日與世長辭。在譚其驤病危的時候，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曾給華東醫(yī)院批示：“對于有特殊貢獻的譚教授，應予特殊照顧，特事特辦，以充分體現(xiàn)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體現(xiàn)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能擔心攀比問題，但在學術上和貢獻上又有哪位可與之攀比呢？”（譚德瑋：《爹爹百歲誕辰紀念》）
四
譚其驤是一個卓越的學者，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這部鴻篇巨制的過程中，他對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疆域作了科學的界定，并將沿革地理發(fā)展為歷史地理學，為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獨特見解，如對歷史上黃河河道的變遷及多災的原因、歷史時期洞庭湖和鄱陽湖的變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變、上海地區(qū)成陸的過程等都有深入研究。他在歷史人文地理方面也有一些開創(chuàng)性的成果。
譚其驤之所以能在學術上有這么大的成就，據他自己總結，有下面幾條經驗可供年輕學者參考（譚其驤：《譚其驤自傳》）：一是“一旦認定了一個方向之后，就該鍥而不舍，終身以之，切不可見異思遷，看到哪一門走運了，時行了，又去改行搞那一行”。二是要“勇于獨立思考”，“不迷信”。“前人說的，權威定的，當然應該充分重視，但并非都是對的，更不是不能更動的。只有不迷信，才能發(fā)現(xiàn)問題，才能解決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三是師生合作，集體研究，培育英才。這方面他舉了上世紀30年代與顧頡剛合作創(chuàng)立禹貢學會和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的例子，也舉了50年代以來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例子。四是要“肯下功夫”，練好基本功。
早在1947年初，譚其驤就曾寫道：“求是師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關鍵首在能虛衷體察，棄絕成見，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葛劍雄：《禹貢傳人——譚其驤傳》）在此后40多年間，盡管經歷了一次次急風驟雨，以至“文革”十年浩劫，但他始終恪守學術求是求真的原則，一生都堅持“說真話，絕不說假話”(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
譚其驤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通過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及指導研究生（我國首批2名文科博士就是他培養(yǎng)的）,培養(yǎng)了一批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繼譚其驤之后擔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的鄒逸麟回憶說，當年二十出頭的他“對于歷史地理完全是個門外漢，名為助手，實際上做了近一年的‘學徒’。”他的同事們的經歷莫不如此。“如今，編稿組的主要成員都成了研究所的寶貴中堅，整個隊伍的專業(yè)水平在全國首屈一指。”(《復旦》（校報）1990年10月24日《造就輝煌巨著的研究所——訪歷史地理研究所紀實》)譚其驤教書育人，不僅向學生傳授學術知識，而且注重培養(yǎng)他們嚴謹治學、團結合作的精神。
曾有臺灣學者指出：“譚其驤與顧頡剛在性格上可謂南轅北轍，顧頡剛喜愛團隊工作，譚其驤喜愛個人研究，在《禹貢》半月刊時期，兩人性格上的差異使他們各行其是。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而言，顧頡剛的主要成就在個人述作，譚其驤主要成就反在集體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不知是否上帝和他們兩人開了一個大玩笑？”（吳鳴：《評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后傳〉》）其實，這并非“上帝”開的“玩笑”，正是在黨的教育和幫助下，譚其驤的思想不斷進步，自覺地將國家和集體的利益擺在個人名利之前，所以，他能忍痛割愛少寫個人專著而專注于集體的研究，并帶動自己的學生和同事積極參與這種集體研究。盡管本文前面引述的譚其驤的一些言論難免會打下一些時代的烙印，但那的確反映了他不同時代真實的思想，展現(xiàn)了他不斷進步的足跡。
作為九三學社社員的譚其驤，在政治上始終追求進步。長期以來，他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標上同心同向，在行動上同心同行。他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覺學習黨的思想、路線、方針、政策，努力發(fā)揮自己的歷史地理學專長，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和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而無私奉獻。
認真研究譚其驤與中共長期“同心”、成功合作的個案可有多方面的啟示。從民主黨派成員的角度，必須要練就一身過硬的、他人難以替代的、能為人民所用的專長，更要樂意將這一專長自覺貢獻給國家和人民；在對黨和政府建言獻策時，應該更多地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能讓黨和政府感受到善意和赤誠；要加強學習，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從中共黨組織領導人的角度，則對民主黨派成員應該多包容、多寬容、多理解、多信任、多愛護、多保護，真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fā)揮他們的專長。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夯實合作基礎，使各民主黨派永遠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標上同心同向，在行動上同心同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不斷推向前進。
（張曉鵬 作者為復旦大學企業(y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通識教育研究工作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