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輔成（1873—1948），字慧僧，浙江嘉興人，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九三學社的重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一生秉持國家民族大義，特別是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舉老弱之力、作多方籌措，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誠如他《抗戰(zhàn)八詠》詩所志：“每逢初度客心焦，還我河山志不撓”。

1931年9月，日寇蓄意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于次日占領沈陽。廣大民眾紛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要求對日宣戰(zhàn)、收復失地。面對民眾呼聲，國民政府對內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外寄希望于國聯(lián)。政府的行徑實質上縱容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日寇又相繼占領長春、吉林等地。至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戰(zhàn)火蔓延到華北。

先生曾留學日本，對日本帝國主義“并吞全中國”的企圖可以說是洞若觀火。1928年4月，日本田中內閣決定出兵山東，以先生為主席的浙江省各公團聯(lián)合會致電國民政府，認為“不鑒于既往出兵青島之非，復有二次出兵之舉”，日寇侵占東北，正是其一貫侵略政策的延續(xù)。

事變爆發(fā)后，先生義憤填膺，以主席銜主持全浙公會董事常會，要求懲辦張學良；建議浙江省政府訓練義務民兵，早作謀劃；致電國民政府要求中央出兵支援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的抗日活動；強調政府“謂能戰(zhàn)而不戰(zhàn)，政府之罪也”；召集各同業(yè)公會，“曉以切實利害，各自勸告同業(yè)，切勿再進日貨。”他還出席上海市各界反日援僑委員會召集的各界代表大會，將該會更名為抗日救國委員會，通過“團結力量一致抗日、徹底對日經(jīng)濟絕交”等案，誓言“努力抗日救國之工作，決不貪生怕死”。委員會成立后，頻繁開展查抄充公日貨拔賑災民、函電反對中日直接交涉、聲援抗日將士等活動。12月，他參與發(fā)起成立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抨擊國民政府“標榜黨治，掌握政權，自居于統(tǒng)治階級，而無視大多數(shù)國民之國家主人地位”，同時招募義勇軍，以應對不測。

日本政府忌恨抗日救國會之舉動，1932年1月，迭令日領事交涉上海市政府解散該會。接到最后通牒，上海市長吳鐵城緊急召集各界領袖會商，聲言“民眾徒受犧牲，無俾救國，最好抗日救國會自動解散，俾易應付。”當局立場讓全場沉默，唯先生針鋒相對，表示遼案一日不解決，抗日會即存在一日。他還悲憤地說：倘又因為不肯犧牲而屈服，此后日人不須再用槍炮，只須一紙公文，便可吞并我全國。

28日，吳鐵城不顧反對，強行查封抗日救國會。晚11時，日寇悍然進攻上海駐軍十九路軍，挑起“一·二八事變”。懷恨先生已久的日寇侵占了由先生任校長的上海法學院，并焚燒校舍。先生憂心如焚，為救濟難民，他組織上海戰(zhàn)區(qū)難民臨時救濟會，同時將義勇軍改稱“國民救國軍”，以5000余人在閘北直接參加對日作戰(zhàn)，廣為發(fā)動，籌募物資慰勞前線將士。

“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接受日寇提出的全部條件，頒令禁止國內一切抗日活動，要求任何組織不得冠以“抗日”二字。面對政府的無恥與退讓，先生呼吁各愛國團體：名稱可更改，其目標與旨趣決不移易。此后，先生積極奔走，倡導或參與發(fā)起了浙江各界救國會、上海市地方維持會、上海各團體救國聯(lián)合會、東北義勇軍后援會、中華民國各團體救國聯(lián)合會、國民自救會、東北難民救濟會、東北協(xié)會等組織，敦促國民政府抗日救國，致電致函慰問抗日將士；開展為義勇軍募捐、救助難民等活動，并將所募銀元50余萬元及時匯出，支援東北、華北抗戰(zhàn)；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東北義勇軍最終歸于失敗。由他主持，高規(guī)格接待了馬占山等抗日英雄，回應“熱衷于打內戰(zhàn)，媚外取寵”，一味壓制抗日活動的南京國民政府。

期間，朝鮮獨立運動領袖金九在上海策劃“虹口爆炸案”，炸死炸傷日酋白川義則及日駐華公使重光葵等，被日寇通緝。先生不顧兇險，掩護金九一行多人到嘉興避難，使之成功脫險。

1935年，北平爆發(fā)“一二·九”學生運動，上海當局秉承南京國民政府旨意，壓迫各高校不得罷課游行。先生“精神上受了無限的痛苦”，認為政府作為“萬難優(yōu)容”。是年底，他當選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委員，呼吁“用全國的兵力財力反抗敵人的侵略”。次年，桂系李宗仁等主張抗日救國、聯(lián)合反蔣，“兩廣事變”爆發(fā)。為消弭國家分裂之隱患，先生專電蔣介石、馮玉祥，提出“要尤以不用兵為主旨”，以和平解決之辦法，為蔣不屑，但經(jīng)馮勸解并最終接受。“七君子事件”發(fā)生后，先生各方奔走，積極開展營救工作。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zhàn)。先生被推為上海各界抗敵后援會監(jiān)察委員，表示要以“鐵血求生存，作抗敵之后援”。10月，他被推選為后援會對日經(jīng)濟絕交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積極推動經(jīng)濟抗戰(zhàn)。11月，上海淪陷，嘉興失守，日寇瘋狂焚燒了“抗日分子”褚輔成老宅，致“白場”一遍。

面對家國不幸，先生強調“此恥不雪，此志不懈”，并堅定地表示：最后犧牲之日，至赴湯蹈火，其奚敢辭。

早在上海淪陷前，先生即與中共地下黨潘念之取得聯(lián)系，表示據(jù)他所聞，如果他不設法離開，會被日寇欺凌，讓他充任上海市維持會長，提出組織一個“浙江旅滬青年回鄉(xiāng)服務團”，動員廣大愛國青年回浙江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潘念之征詢在上海從事經(jīng)濟情報工作的駱耕漠的意見。駱表示愿意協(xié)助先生籌備，認為有了回鄉(xiāng)服務團組織，對浙江抗日形勢的發(fā)展會有很大幫助。

按照先生的要求，駱耕漠起草了一個發(fā)起文稿，以先生為發(fā)起人，國民黨籍人士潘公展（浙江湖州人，時任上海市社會局局長）為副發(fā)起人，發(fā)起成立了組織。同時，盡可能多地在全國各地動員浙江籍人士加入。有了中共的參與，服務團成為一個群眾性的統(tǒng)戰(zhàn)組織。

以先生的名望，以及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鼓動，不僅僅是青年，其他如教育界、失業(yè)職工、店員、工商界等各類人士也踴躍參加進來。先生遂將名稱改為“浙江旅滬同鄉(xiāng)回鄉(xiāng)服務團”，明確其他省份人士也可參加。在上海，服務團很快匯集了近70人。先生參與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xié)會”開辦了救亡人員訓練班，對他們進行培訓。日寇占領的上海孤島，交通隔絕、盤查重重，服務團來不及、也不可能統(tǒng)一編隊出發(fā)。大家各自秘密離滬，相約在浙江麗水集合。潘念之、駱耕漠還專門到武漢招募到100多人。浙江嘉興、湖州等地青年學生，以及其他人員流亡到麗水，也自愿加入服務團。

1937年11月，先生從上海走水路經(jīng)寧波、溫州，抵縉云壺鎮(zhèn)，寓老友趙舒處。在縉云期間，他利用各種機會訓導鄉(xiāng)人，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振奮民眾抗戰(zhàn)必勝信心。有嘉興籍許明農等幾位青年，經(jīng)在漢口的沈鈞儒動員，從武漢折返浙江參加救亡工作。他們專程來到壺鎮(zhèn)，帶來沈致先生的親筆信，認為“國民政府遷渝，國共合作抗戰(zhàn)，事實上已很明顯，也是必然趨勢”，為“顧全大局，共赴國難”，請他“速速攜眷到重慶”。

幾天后，一場大型的抗日救國宣傳大會在趙氏宗祠戲臺舉行。先生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強調抗戰(zhàn)必勝。許明農等表演演唱了自編抗戰(zhàn)戲劇、歌曲，將從漢口帶回的八路軍政治處編印的游擊戰(zhàn)術宣傳冊、抗戰(zhàn)歌曲單等散發(fā)給民眾。會后，先生資助50元，將資料翻印了300冊，并親筆題字，分發(fā)給本鄉(xiāng)士紳。

1938年1月中旬，先生離開縉云赴麗水，并致信駱耕漠，告知服務團成員大部已陸續(xù)到達麗水。駱立即趕往麗水。經(jīng)先生出面溝通，其老友遂昌火柴公司老板鄭楚成爽快應承解決服務團的住房，甚至吃飯、來往招待問題。他騰出在麗水城外的兩棟倉庫交服務團使用。在先生的支持下，“浙江旅滬同鄉(xiāng)回鄉(xiāng)服務團（麗水）辦事處”正式掛牌成立。

服務團成立后，通過創(chuàng)辦《動員周刊》，組織宣傳隊、武工隊等方式，廣泛發(fā)動民眾開展救亡運動。在利用好各種社會關系的同時，保持相對獨立性，不因統(tǒng)戰(zhàn)關系束縛自己的手腳，較好發(fā)揮了掩護黨組織、培養(yǎng)輸送干部參加抗戰(zhàn)的積極作用。

1938年3月底，先生啟程赴漢口。臨行前，他囑托鄭楚成等人，要繼續(xù)支持服務團工作；同時叮囑駱耕漠，遇到困難可以借重他的名義與士紳商量。4月初，駱耕漠因公差到漢口，專門向先生匯報服務團工作，先生感到十分欣慰。有感于浙江處在東南抗戰(zhàn)最前沿，日寇軍事進攻和政治滲透、破壞不斷，國民黨地方派系斗爭激烈之局面，他提醒駱耕漠：“對浙江的政治環(huán)境要好自對付”，拿出100元要駱帶回，緩解《動員周刊》經(jīng)費困難。

潘念之、駱耕漠等與先生合作共事，其中共身份是秘密的，但以先生閱歷肯定知道這一點。但他對駱耕漠等人真誠主動地提供支持幫助，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民族大義。

以國共合作為基礎，1938年6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正式成立。先生代表浙江公布為參政員，出席在漢口舉行的一屆一次會議，并任第三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以后，連任四屆參政員，并長期當選駐會委員會委員。

九江失陷后，先生隨國民政府遷重慶。10月，國民參政會召開一屆二次會議。針對汪精衛(wèi)等人的和平論調，參政員、南洋華僑僑領陳嘉庚發(fā)來《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電報提案。由先生首倡，20多人迭次簽押，于是成案，并以高票通過。會后，重慶政軍界及媒體不敢言戰(zhàn)的氛圍迅即轉捩。此后近10年間，先生所有提案及言論始終倡導鞏固團結局面、堅持抗戰(zhàn)到底、反對妥協(xié)投降，無稍有懈怠。

先生是首批中國同盟會會員、元老級的國民黨黨員。在抗戰(zhàn)期間，雖然對國民黨心存幻想，但他始終站在國家與民族立場，自覺地參加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其思想和行動與共產黨多有一致。

1941年初，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fā)生，中共拒絕參加二屆一次參政會會議，團結抗戰(zhàn)局面岌岌可危。他與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等急急奔走斡旋，并擬定關于“皖南事變”解決的意見書，懇請蔣介石采納，幾次與中共南方局領導周恩來、董必武面商機要，言辭切切。

1945年6月，由于國民黨拒絕成立聯(lián)合政府、一手包辦國民參政會和國民大會，中共決定不參加第四屆參政會。國共分裂危局讓先生極度焦慮，他與黃炎培等人聯(lián)名發(fā)表《時局獻言》，吁請各黨派合作，共同挽救危局。征得蔣介石同意，7月，先生與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6位參政員到延安面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共商國是。返渝后，他們向國民政府正式提出停止召開國民大會，從速召開政治會議的建議。

先生一生以推動民主憲政之實現(xiàn)為已任，將民主憲政之實施與抗戰(zhàn)勝利之實現(xiàn)結合起來，強調國難當頭，應“立時解除黨禁，進行制憲”，并積極參與兩次全國性的民主憲政運動。

在一屆四次會議上，中共與其他中間黨派提出《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fā)揚民主而利抗戰(zhàn)案》等涉及民主憲政問題7案。在會上，圍繞民主憲政問題，先生參與民主進步力量與頑固勢力“唇槍舌劍”。大會最終通過《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指定褚輔成等19人組成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勃勃興起。但由于國民黨的阻撓，作為憲政期成會的唯一成果，在一屆五次會議上，由先生參與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及附帶建議未作任何討論，“并送政府”，再無下文。

為迎合民心、交待友邦，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戰(zhàn)爭結束后一年內即立即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決議。1943年11月，成立了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義下的憲政實施協(xié)進會，指定先生為會員。民主憲政運動再次興起。先生不辭辛勞，廣為宣傳鼓動。3年后，以蔣介石撕毀政協(xié)決議，召開沒有各黨派意見一致前提下的國民大會，標志著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同樣歸于失敗。

這兩次民主憲政運動雖然歸于失敗，但也嵌入了先生的一貫思想與作為，成為中國民主憲政發(fā)展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抗戰(zhàn)時期，先生還先后參加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擔任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駐萬縣辦事處主任、經(jīng)濟動員策進會滇黔區(qū)辦事處主任，四川省煙毒總檢查督察團副團長(團長蔣介石)、代理團長職務等職，為鞏固抗戰(zhàn)大后方、積聚抗戰(zhàn)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在蔣肇成等地方士紳的支持下，在萬縣開辦了上海法學院萬縣分院，極大地推動了川地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蓄積儲備了法律人才。一大批學生后來成為新中國西南地區(qū)第一代法律工作者。

抗戰(zhàn)后期，先生還積極參加民主進步運動，與許德珩、張西曼、吳藻溪、稅西恒、潘菽、黃國璋等一批科教界人士和社會賢達座談國事。1945年9月3日，由先生倡議，創(chuàng)建了九三座談會。九三學社成立，先后被推為理事、常務理事。

1946年5月30日，先生離渝東歸，復任上海法學院院長。

參與文獻：《新華日報》，1939——1945，中共中央南方局；《科學運動文稿》，吳藻溪著，1946年，農村出版社；《中國黨派》，1948年，中聯(lián)出版社；《重慶抗戰(zhàn)叢書》：《國民參政會》，重慶抗戰(zhàn)叢書編纂委員會編，1993年5月，重慶出版社；《褚輔成文存》，嘉興市政協(xié)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2011年1月，中國文史出版社；《褚輔成年譜長編》，王天松編著，2012年3月，中國文史出版社（郭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