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先生曾經(jīng)對橋有過一段樸實的描述：“造成的橋，就老待在那里，一聲不響地為人民服務。不管日里夜里，風里雨里，它總是始終如一地完成任務。它不怕負擔重，甚至超重，只要典型猶在、元氣未傷，就樂于接受。”這正是茅先生的人格寫照。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又恰逢母校（即西南交通大學）籌備建校120周年校慶，學校開展了“重走播遷路”等系列專題活動。一時間將我的思緒帶回到80年前，帶回到跟隨恩師茅以升先生輾轉(zhuǎn)求學的年代。先生奮進、敬業(yè)、治學的經(jīng)歷，奉獻、求實、創(chuàng)新的人格魅力在我心中長存永在。

錢塘“三部曲”背后的故事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國家危難關頭，茅以升先生主持修建完成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建造的現(xiàn)代化公、鐵兩用大橋——“錢塘江大橋”。“修橋、炸橋、復橋”三部曲的事跡，大家早已耳熟能詳，但其背后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在大橋設計之初，先生就曾預感到戰(zhàn)禍，為避免大橋為敵所用，建橋時即做好了炸橋的準備，在靠南岸第二號橋墩內(nèi)設置了一個方形的炸藥預埋孔。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時，隱約見日寇騎兵奔向橋頭，先生斷然下令起爆，并于當夜悲壯地寫下“抗戰(zhàn)必勝，此橋必復”的誓言。

1937年8月，戰(zhàn)火將至錢塘江邊時，橋工處全體工作人員奉命轉(zhuǎn)移。在大部分工作人員撤離后，先生帶領幾人整理、包裝大橋技術檔案，包括各種圖表、文卷、刊物、照片、電影片等資料共14木箱。資料整理完成，他無限欣慰地說：“這些材料是無價之寶，我們要像保護生命一樣地保護它們?？箲?zhàn)勝利了，要修橋、建橋，培養(yǎng)橋梁技術人才，這些東西就有大用了。”就這樣，這14箱資料跟隨著先生的足跡，赴湘潭、遷平越（今貴州福泉）、至川渝，一路輾轉(zhuǎn)，于抗戰(zhàn)勝利后帶回杭州。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先生把為國家完整地保存了多年的這批珍貴資料移交給上海鐵路局：“過去我為人民修建了錢塘江大橋，現(xiàn)在我又把大橋的全部資料獻給國家，這才能說真正完成了國家和人民交給我的歷史重任。”

臨危受命，慷慨赴任

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當時茅以升先生的母校“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曾地處唐山，以下簡稱唐山交大）的校舍被日軍占領，院長孫鴻哲積勞成疾，病逝于北平。其時恰逢學校的主管部門由鐵道部變更為教育部，鐵道部對學校撒手不管，而教育部以尚未接手為由，對學校不聞不問。學校群龍無首，成為“三無”（無校舍、無經(jīng)費、無校長）學校，瀕臨絕境。

1937年11月，黃壽恒、許元啟等校友與各地師生、校友聯(lián)絡商討，共同擁戴德高望重的校友茅以升先生為院長。時任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的茅以升先生在得知母校推選他為院長后，沒有推辭，臨危受命，慷慨赴任。

為了不中斷招生工作，在復校工作尚未得到教育部承認的情況下，1937年度的招生公告是以先生個人名義刊登的，標題為“茅以升招生啟事”。這種招生方式，在國內(nèi)外的教育史上是罕見的，雖處戰(zhàn)亂時期，但憑借先生的崇高聲譽，學校仍然招錄了77名新生！

歷經(jīng)磨難，輾轉(zhuǎn)遷徙

1937年12月，唐山交大輾轉(zhuǎn)播遷，歷經(jīng)磨難，師生陸續(xù)到達湖南湘潭復課。復課后，教育部對學校仍是不聞不問，不予撥款。1938年初，茅院長與朱泰信、倪鐘澄等校友赴教育部接洽奔走，教育部才承認了學校遷校復課一事。同年2月，茅院長到湖南湘潭履職，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大家對學校的前途信心倍增。到校后，茅院長迅速解決了聘請教師、請撥經(jīng)費、合作辦學等事宜，學校各項工作走上正軌。后來，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并入，校舍不敷使用，茅先生又奔走聯(lián)系，找到湘鄉(xiāng)楊家灘的幾處宅院，租作校舍，將學校遷到那里繼續(xù)辦學。

1938年11月，日軍逼近長沙，長沙守軍執(zhí)行“焦土政策”，自行燒毀長沙市區(qū)。“長沙大火”迫使臨近前線的唐山交大第三次內(nèi)遷，往云貴高原轉(zhuǎn)移。12月2日，師生到達廣西桂林，日軍轟炸桂林，80多名同學的全部行李及部分公物化為灰燼，其悲慘情景，難以言表。全體師生感到前路茫茫，士氣低迷。

在這困難關頭，茅院長召集師生開會，他鼓勵大家說：“我們學校歷史悠久，有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tǒng)，有強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撓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堅定信心，團結一致，奮勇向前，學校一定會振興?？箲?zhàn)必勝，日寇必?。仪巴臼枪饷鞯?！”茅院長振臂高呼：“中國不會亡！唐院不會亡！我們一定能找到讀書的地方！”他的講話大義凜然、感人肺腑，堅定了大家前進的信心。

鳳凰涅蓜，桃李芬芳

1939年1月28日，學校師生以“中國不會亡，唐院不會亡”的愛國愛校理想信念作為精神支柱，歷經(jīng)3個多月的風餐露宿，跋涉1200公里，抵達貴州平越，于2月20日第3次掛起復院后的校名牌，正式復課。在秀麗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水河邊，又響起了朗朗的讀書聲。

我就是在這一時期慕茅以升先生之名，從交通大學（上海）機械工程專業(yè)轉(zhuǎn)至唐山交大土木系學習的。

平越時期，在茅院長的帶領下，學校形成了40余人的知名教師隊伍，這在當時全國高校中是非常罕見的。這批名師鑄就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唐山交大的輝煌，為國家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建設棟梁。其中有姚桐斌、陳能寬2名“兩彈一星”元勛，肖紀美、佘畯南等9名院士，勘測設計大師胡惠泉、社會活動家楊紀珂等上千名專家學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礦冶系1943屆畢業(yè)生中，僅一個班就出了3名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肖紀美、徐采棟，中國工程院院士邱竹賢）。

交大的抗日救亡運動

平越時期，在茅院長和教師們的支持下，抗日救亡運動在學校蓬勃發(fā)展。全校300多名學生，有200多人參加了各種抗日救亡社團，如話劇團、歌詠隊、宣傳隊、山城社、越光社等，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活動——在街頭宣傳抗日救國道理、控訴日軍的暴行、傳播抗日勝利消息、歌頌抗日英勇事跡。其中，學生社團出版的《呼聲》、《山城壁報》、《越光周刊》等刊物針砭時弊，深得全校師生和平越人民的好評，被贊譽為平越的《新華日報》和《大公報》。

交大在平越進行的抗日救亡運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慌，他們責令學校取消進步社團，號召師生參加國民黨。茅院長和全校進步師生同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國民黨黨員的申請表一直鎖在茅院長辦公室的抽屜里，一張也沒有發(fā)出，師生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進步學生社團通過刊物和壁報發(fā)表批判性文章。

同一時期，學校100多名學生報名參加國民政府在云南組織的“譯訓班”，并擔任了滇緬英美同盟軍的翻譯工作；有些學生直接報名參軍，為抗日戰(zhàn)爭作出了直接的貢獻。

念茲在茲，再救母校

1942年4月，茅以升先生調(diào)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暫時告別了學校。

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日軍進攻廣西、貴州，逼近平越，學校不得不再次遷移。時任中國橋梁公司總經(jīng)理的茅先生致信羅忠忱院長，建議學校師生暫時遷到位于重慶的中國橋梁公司，等待落實復課地點。11月27日，交通大學唐山、北平兩院校友在重慶相聚，成立重慶校友會，公推茅以升、李中襄、袁伯揚為常委。重慶校友會與沿途校友聯(lián)系，全力協(xié)助母校遷移。1945年2月上旬，大部分師生到達重慶。2月15日，在茅以升先生和重慶校友的積極協(xié)助下，學校在重慶璧山丁家坳復課。（錢冬生 作者系著名橋梁專家，西南交通大學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