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九三學社，大概是人以群分的緣故。

1951年之前，山東大學是實行校務委員會制，到這年夏季改為校長制。當時學校主任委員是華崗，副主任委員是童第周和陸侃如。改制后華崗任校長，童和陸任副校長。童是“民盟”盟員，陸是九三學社社員。山大文學院也實行院務委員會制，召開會議時，陸到會參加；那時我是院務委員。

1951年，文學院設有三個系：歷史系、中文系和外文系。1953年，歷史系八大教授中有四人是九三學社社員，他們是陳同燮、鄭鶴聲、張維華和童書業(yè)；楊向奎和黃云眉兩人是“民盟”盟員。中文系教授除陸侃如外，還有其夫人馮沅君、高亨、殷孟倫、殷煥先和關德棟，都是“九三”社員。“民盟”盟員有高蘭、蕭滌非和黃公渚等教授。當時是教員名義的蔣維崧和周遲明、副教授趙省之也是“九三”社員。外文系人少，黃嘉德和梁希彥兩位教授是“民盟”盟員；喬裕昌教授是“九三”社員。副教授張鍵和金詩伯以及講員曾憲溥都是“民盟”盟員。（教員或講員都不是大學教師的正式職稱，而是過渡性的稱謂，因為他們剛進大學門，年紀已不輕，一時不好確定職稱；這種稱謂，在工資上，相當于老講師。）這些民主黨派人士擔任系主任的都是“民盟”盟員，如歷史系系主任是“民盟”的楊向奎；中文系系主任，是“民盟”的高蘭和蕭滌非先后任系主任；外文系系主任先是梁希彥，后是黃嘉德，都是“民盟”盟員。“九三”社員多為副職，如陸侃如是副校長，童書業(yè)是歷史系副主任，殷煥先是中文系的副主任。“民盟”的偏于教學行政，“九三”的偏于教學。吳富恒抗戰(zhàn)勝利前在昆明時，就加入了“民盟”。他1951年來山大后，為外文系教授，擔任文學院院長等職。

在學校實行校務委員會制度時，例如1950年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發(fā)布通告，署名的單位除學校辦公室外，還有校教育工會，校團委，校婦聯(lián)，校學生會等等，其中就有山大“民盟”小組。校務委員會組成中有教師、學生代表等等，大概是學習政協(xié)的組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山東大學只有“民盟”和“九三”兩個民主黨派組織。“民革”成員有三人：外文系教授趙太侔、中文系副教授趙省之和數(shù)學系副教授武麥纓。趙太侔解放前和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前兩任山大校長，1949年后到外文系任教授，保持“民革”獨立身分。趙省之和武麥纓都轉入“九三”。我在文學院院務會議上接觸和結識了多位教授，其中主要是九三學社的教授。

1951年，歷史系系主任楊向奎，征得華崗校長同意，籌辦了《文史哲》雜志社。這是一份同仁刊物，請華校長出任社長，陸侃如任副社長，楊向奎承擔執(zhí)行編輯的任務，現(xiàn)在可以叫做總編輯或編輯部主任，負責雜志全面的工作，那時沒有明確的編輯職務名稱，編輯工作由文學院相關教師分擔，到時候參加編輯部的會議。《文史哲》有時收到譯稿，我當時負責譯稿的審改工作。擔任這項工作，沒有任何報酬。忙不過來時，還由歷史系勤工儉學的學生張?zhí)┡d幫助，他念譯文，我看原文，邊看邊改，改過后，他負責抄清，交編輯部刊出。編輯部召開會議時，陸先生也來。在文學院院務會議和雜志編輯部會議上，我是最年輕的，常發(fā)言，跟陸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較熟悉了。我在《文史哲》負責譯稿審改工作，一直到1958年。此后，1958年10月3日，這份同仁刊物，在學校遷移到濟南以后，就改變了性質(zhì)，成為學校主管的刊物。

陸侃如1953年擔任九三學社青島小組組長，1954年任九三青島分社籌備委員會主委，1955年任青島分社主委。1953年成立了九三學社小組之后，小組創(chuàng)始人之一殷煥先教授，他是中文系的副主任，主要研究漢語音韻學，約我參加他們對漢語英語俄語語音的對比研究活動．他也是《文史哲》雜志的編委，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學習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社員殷孟倫教授他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漢語語言學專家，通過高教部借調(diào)到山東大學中文系工作，住在教工宿舍建設村，與我是鄰居。他訂了一份蘇聯(lián)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俄語學刊《語言學問題》，這份雜志在當時是權威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刊物，請我先看，然后給他介紹一下重點文章的內(nèi)容。這樣，來往就很密切了。也是在1953年，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陳同燮教授和李威周，找我為中學老師解決世界史教學中在地名上遇到的困難，因為每本書上都不一樣。我把他們列出的地名，對照俄文一一改過，交給李威周整理成文，交給《文史哲》發(fā)表了。陳老教授也參加文史哲雜志的編輯工作，是九三學社社員。我喜歡研究俄 語語言學、語法學和翻譯學，愿意跟中文系的老先生交往。這些老先生都歡迎我加入九三學社，1955年，我填寫了加入九三學社的申請表；可是在四月份就開始了全國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接著就轉入了機關肅清反革命運動，民主黨派的發(fā)展工作暫時停止。到1955年10月，黨派發(fā)展工作解凍，分社報“九三”中央審批。1955年11月，我參加了九三學社青島分社在中山路一號中蘇友好協(xié)會樓上舉行的成立大會。當年入社須經(jīng)社中央批準，而地方組織同意接納，就可以參加活動，但還不是“九三”社員。直到1956年2月初才接到社中央書面通知，已批準我為九三學社社員。

從加入“九三”到如今，已過去了五十多年。前二十年不斷有風雨，1978年以來三十多年，風平浪靜，陽光普照，可以說是沐浴在和煦春風之中，心情舒暢。在九三學社組織內(nèi)，我當過小組長，山東大學支社秘書，山東大學支社副主委，濟南市九三學社委員、常委 、副主委、名譽副主委，九三學社山東省委委員、社省委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凡是組織交給我的任務，我都盡自己所能努力去完成，決不辜負組織對我的信任。

五十多年前，我對九三學社的認識還很膚淺。1949年6月，新政協(xié)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致辭：“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提議召開的。這個提議迅速得到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和海外華僑的響應，即共同認為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tǒng)治，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的成立，并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lián)合政府，才能使我們的偉大的祖國脫離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運，走上獨立、自由、和平、統(tǒng)一和強盛的道路。”  在9月27日，大家一致同意將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名。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一切進步人士共同流血奮斗建立起來的。共產(chǎn)黨今后在新政府中只起個領頭作用，具體事情要大家一起來辦。”當時認識到，九三學社是進步人士組織起來的一個進步組織，是參加籌備新政協(xié)并選舉產(chǎn)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和進步組織，在解放初期是很有影響力的，是很高大的形象。能夠參加這樣的進步組織，還能和這麼多有學問的教授成為同志，當然十分高興。既然參加了“九三”，就應當了解他的過去和現(xiàn)在，關心他的現(xiàn)在和未來，盡自己綿薄之力支持他的發(fā)展。多年來，我盡力搜集有關九三學社的資料，認真閱讀，努力學習。“九三”組織交給我的任務，我努力去完成。例如，四十多年前，我擔任小組長，  后來又擔任山大支社秘書時，一個宿舍一千多戶人家，只有一部公用電話，放在宿舍傳達室，沒有可能像現(xiàn)在這樣方便打打電話，社員家也沒有電話，所以通知社員開會或發(fā)社訊和社刊時，四五十家社員，我就爬三樓四樓，上上下下幾十次，挨家挨戶跑，不怕苦累，通知到社員；社訊　、社刊送到社員家。在我擔任九三濟南市委副主委時，組織上讓我代表市“九三”，在濟南市政協(xié)全委會上作大會發(fā)言，我接受這個任務，必定努力學習，認真寫好發(fā)言稿，連續(xù)六年，沒有間斷。加入“九三”，不像入黨，沒有入黨那樣的宣誓儀式和誓詞，但是，我們?nèi)肷绲男律鐔T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個心愿，那就是希望九三學社有發(fā)展，對國家對民族的強盛有所貢獻。這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有自己的母校，誰不希望自己的母校永遠屹立在原地，不斷有發(fā)展呢？到你年老時，去老校址看看你的母校，找到當年學習、活動的場所，回想當年的情景，勾起美好的回憶。如果你的母校沒了，你能不難過嗎？

我們對“九三”也抱有跟這同樣的希望，希望“九三”不斷有所發(fā)展。我已經(jīng)年逾八旬，本著老驥伏櫪的精神，只要“九三”組織上叫我辦的事情，我一定盡心竭力努力地工作，爭取圓滿地完成任務。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相識、相交往、常相聚的“九三”故友，如今安在？回顧往事，不勝感慨。細細數(shù)來，已不僅是詩人杜甫驚呼的“少壯能幾時？鬢發(fā)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前文提到的幾位老“九三”，已經(jīng)不是半為鬼，而是全部早已駕鶴西去，成為古人了。當年九三學社中央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時，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到會講話，他說，九三學社不是一般的民主黨派，而是拿筆桿子的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中國共產(chǎn)黨是拿槍桿子的。一文一武，相互配合。希望九三學社在培養(yǎng)人才和科學建國方面作出自己獨有的貢獻。（講話的大意如此）我們應當努力爭取，以告慰仙逝的前輩，不辜負先人的期望！

（作者趙洪太，原山東大學外國語教授，2009年3月9日作此文于休斯頓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