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王淦昌是1960年在莫斯科。他領導的研究組在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發(fā)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研究成果公開發(fā)表，引起科學界轟動。當時很多蘇聯科學家比較清高，看不起中國科學家。正在莫斯科學習的我從新聞紀錄片上看到，蘇聯學者在王淦昌面前畢恭畢敬地請教問題。”回憶起最初認識王淦昌時的情景，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十分感慨。“這個鏡頭在我心中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他說。在以后的幾十年里，每當到聽王淦昌說起“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差”時，總能使杜祥琬回想起這個鏡頭。王淦昌是中國唯一享有“ 金 博士”榮譽的科學家。杜祥琬曾與他有著忘年之交。

執(zhí)著追求 科學報國

青少年時代的王淦昌生活在多災多難的舊中國，他既是一個用功讀書的好學生，又多次受到愛國主義的激勵。五四運動時，還是小學生的他，就參加老師率領的游行隊伍，上街宣傳反對賣國、抵制日貨，人們贊許的目光在他心靈深處栽下了愛國的幼苗。老年時的他在回憶這件事時曾說：“這是我第一次上街游行，只想著能為國家興亡出點力就是光榮的，大家就歡迎；否則受人唾棄。岳飛和秦檜就是一例，我從小就想著要做岳飛那樣的人。”

王淦昌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杜祥琬回憶說：“1961年，王淦昌回國之后，根據國家的需要，隱姓埋名17年，投入中國核武器的研究，成為這一事業(y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作為初創(chuàng)階段‘冷實驗室委員會’的主任，他不僅為原子彈和氫彈的突破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為奠定核武器研究的技術基礎解決了許多關鍵技術問題。核試驗轉入地下后，年過花甲的他為測試方法過關，花費了大量心血。”

提出“863”計劃

“文革”災難過后，面對世界高科技發(fā)展的機遇和挑戰(zhàn)，年近八旬的王淦昌心急如焚。1986年3月，他與王大珩、楊嘉墀、陳芳允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對我國高技術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建議，認為開展高技術研究“事關我國今后國際地位和進入21世紀后在經濟和國防方面能否進入世界前列的問題”?？茖W家的思想和鄧小平的高瞻遠矚相結合，便誕生了著名的“ 863” 計劃。

“ 863” 計劃的領域之一是“激光技術領域”，旨在發(fā)展新型高功率、高質量的激光技術，以適應工業(yè)加工及其他方面的應用。“他經常來參加我們激光技術專家組的研討會，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思維敏捷，總能提出許多具體的問題和看法。他不僅大力推動我國高功率固體激光和準分子激光的發(fā)展，還對新型化學激光、X射線激光和自由電子激光的發(fā)展提出過重要意見。其中，氟化氪準分子激光研究，是在王淦昌親自領導下，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搞起來的。”杜祥琬說。

1990年底，實現了百焦耳激光能量輸出的“七五”目標，1991年初召開這個階段的成果鑒定會。通常來參加鑒定會的專家總是要說不少好話，可是王淦昌那天卻對自己帶頭搞出來的成果嚴厲地說：“一百焦耳，光束質量不好沒有用，沒有用!”他的話，震撼了每一位與會者的心。這句樸素而尖銳的話，包含著對發(fā)展強激光的一個根本性的深邃見解：一定要把光束質量放在第一位。以后幾年，在發(fā)展各類新型強激光的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始料未及的現象和問題，究其原因，常常與光束質量有關，這大大加深了大家對王淦昌那句話的理解。后來，包括氟化氪準分子激光在內的各類強激光，不僅進一步提高了輸出能量和功率，而且顯著改善了光束質量。聽到這樣的進展，王淦昌總是高興地頜首鼓掌。

近年來，我國新型強激光的發(fā)展上了幾個臺階，王淦昌十分關注。杜祥琬回憶到：臨終前不久，王淦昌在病床上得知最近的一次大型實驗又取得圓滿成功的消息時，激動地從被子里伸出右手，翹起大姆指說：“干得好，祝賀大家!”。“實際上，鼓勵創(chuàng)新是王淦昌的學術思想特色，他曾說：‘科學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興趣。’他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求新到老的人。”杜祥琬說。

倡導發(fā)展“激光驅動核聚變”

“實際上，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用激光引發(fā)核聚變’的新思想。若那時即抓緊干，我國當走在世界前列，不幸的是‘文革’使我國大大落后了。‘文革’剛過，王淦昌即率領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時稱九院）的一支隊伍到中科院上海光機所討論兩單位合作開展激光慣性約束聚變的事宜。這兩個單位分別具有核聚變物理和激光光學的優(yōu)勢，有很好的互補性。”杜祥琬說。大家當時稱王淦昌為“大王老”，稱王大珩為“小王老”，兩位王老力促這一重要的合作研究，建立聯合實驗室，強調“合則成，分則敗”。

激光核聚變在“ 863” 計劃立項后，王淦昌在工作中繼續(xù)發(fā)揮指導作用，特別是強調在技術上和物理上要作出創(chuàng)新的成果。當激光專家組提出準分子激光轉向慣性約束聚變應用時，他表示完全支持。一次在與杜祥琬談到激光聚變時，他搖著頭說：“我們開始得比人家早，不應該比人家差這么多，不應該!”他諄諄叮嚀出國進修的青年人：學成后一定要回來，中國需要人才。他倡導全國一盤棋的大協作，常說“中國科技工作者要團結一致，參與國際競爭”。正是在王淦昌等老一輩科學家的不倦努力下，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激光核聚變領域已進行了20多年卓有成效的大協作。

講到這段故事，杜祥琬回憶說：在去世的前幾天，已十分虛弱的王淦昌，還對聯合實驗室的同志用力地說：“一定能成功！”他這是在不遺余力地鼓勵后人，推進中國的激光核聚變事業(yè)。王淦昌的人格魅力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人才隊伍的作用；而他不斷創(chuàng)新的學術思想特征，對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60歲的人是可以從頭開始的”

1980年，中國核物理學會在蘭州召開代表大會，年過七旬的王淦昌主動堅決辭去學會理事長職務。從此，許多學會都不約而同地有了一個慣例——理事長不超過70歲，還是王淦昌帶的一個好頭。

“在他年過90的時候，曾對我說：‘60歲的人是可以從頭開始干的！’這句話是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寫照，是他的心里話，也是他對后輩的鼓勵。事實上，在他年過花甲之后，又做成了幾件大事：地下核試驗、推動我國核電事業(yè)、推動激光核聚變、研制準分子激光器、開創(chuàng)國家‘ 863’ 計劃等。”杜祥琬回憶說。

王淦昌是第一流的科學家，卻非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生活儉樸、關懷后輩。一些早年跟他一道工作過的小伙子，如今也已是滿頭銀發(fā)。王淦昌還經常念叨這些同志，見了面，就深有感情地說：“你們也都不小了，要注意身體啊。”

每當回想起 1996年6月1日 的情景，杜祥琬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星期六一大早，家里的電話鈴響了，是王淦昌打來的，他說：‘好幾個同志都對我說，你干得太累了，要勞逸結合，當心身體’，并請我夫人接電話，要她照顧好我的生活。頓時，一股熱流通過我的全身，比我年長30歲的王淦昌，還不忘關懷后輩的健康，這是多么感人的真摯情誼??！”

1997年春，王淦昌在家門前散步時，被一個騎車的年輕人撞倒，致使大腿骨折，臥床半年，體質大為下降。記者在報上披露此事，批評那撞倒老人逃之夭夭的騎車人，文中稱王老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看后對我們說：“這樣稱呼不合適，原子彈是集體搞出來的，我沒有做什么。深知王淦昌對我國核武器事業(yè)作出重大貢獻的我們，聽了這幾句話，除了被他的崇高品格和美德深深感動外，還能說什么呢？王淦昌的故事映射著20世紀的中國從多災多難走向發(fā)展的歷史，他的一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為祖國強盛矢志不渝奮斗的一生。”杜祥琬動情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