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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斗:一個給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師


在為國家水利水電事業(yè)工作的70個年頭里,張光斗的言行展示了一個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愛國、奉獻、正直、敬業(yè)。95歲的張光斗對自己頭頂上的光環(huán)總感不適。“我不僅不是什么‘泰斗’、‘大師’,也不是科學家,我就是一個工程師,一個給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師。”他說,“有人以為我這是謙虛,說:‘你還不是科學家啊?’我真搞不懂他們的想法。”他認為:“我們過去一直就有個毛病,重科學,輕技術。現(xiàn)在很多人,你說他是工程師,他很不高興,你說他是科學家,他便很高興。甚至不少中國工程院院士,都希望人家叫他科學家,而不喜歡被稱為工程師。”張光斗卻以工程師自豪。“你別唬我,我是當過總工程師的。”在一些項目的匯報會上,這位清華大學的教授會發(fā)出這樣的警告。

  2000年,他到三峽大壩工地檢查導流底孔施工質量。已近90歲的他不讓人攙扶,爬上40多米高的腳手架,用手摸到表面有鋼筋露頭等凹凸不平的麻面,當即要求施工單位一定要按照設計標準返工修復。

  張光斗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是中國水工結構和水電工程學科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

  2002年之前,作為國務院三峽樞紐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副組長,他一連幾年每年都要去幾趟三峽工程現(xiàn)場。

  “我很想去三峽工程再看看,但可能去不了了。”今年4月28日,在清華大學為他從事水利水電事業(yè)70周年而召開的座談會上,他道出了心中的遺憾,“我年紀已經很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從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四川為軍工生產建設一批小型水電站,到三峽大壩全線建成,張光斗的身影伴隨著當代中國水利水電事業(yè)的發(fā)展歷程。

   “說起水,他總是充滿深情”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光斗一下打斷提問:“不是水在我生命中占什么位置,而是水在老百姓、在國家中占有什么位置!”他從歷史上的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都江堰談起,講到新中國幾次大的水利工程,總結道:“人類的歷史就是與水斗爭的歷史。目前中國最嚴峻的問題就是洪澇災害嚴重,水資源短缺,水污染嚴重,很多水不能用。沒有水,誰也活不了。人不吃飯,10天死不了,但不喝水,3天就會死。”

  與水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張光斗,深為中國水資源的未來憂慮。1989年,他與水利水電科研院的陳志愷聯(lián)名上書中央,力陳水資源的嚴峻局勢,提出解決對策。1998年,張光斗等人又向中國工程院建議設立《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水資源戰(zhàn)略研究》咨詢項目,在國務院的支持下,歷經兩年的艱苦工作,這項研究提出了綜合報告和專題報告,為中國可持續(xù)發(fā)展水資源提出了總體戰(zhàn)略。為呼吁全社會保護水資源,他雖年事已高,但依然筆耕不輟。

  張光斗之愛水在清華校園是出了名的??吹侥膫€學生沒關好水龍頭,他就會跑過去,邊關水龍頭邊大聲訓斥:“你們這些小年輕的,早晚有一天會嘗到沒水喝的滋味。”張光斗的女兒張美怡告訴記者,在他們家,洗衣洗菜用過的水要留著沖馬桶、擦地板,晚上吃飯,只開一支15瓦的臺式日光燈,誰要是順手開了天花板上的大燈,就犯了老人的大忌。

  “我總覺得,老百姓還要過下去,子孫后代還要過下去……”說起水來,張光斗心中滿是深情。這樣的情感充盈著他與水相伴的人生。

  “現(xiàn)在應是報國的時候了”

  張光斗1912年生于江蘇省常熟縣鹿苑鎮(zhèn)的一個貧寒家庭,1934年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同年考取清華大學水利專業(yè)留美公費生。出國前,他到國內各水利機構和工地實習,看到各地洪澇災害頻繁,水利事業(yè)不興,人民生活困苦,心中充滿悲情。

  22歲的張光斗想到了自己肩上的責任。1936年,他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土木系碩士學位;1937年,又獲哈佛大學工程力學碩士學位,并得到了攻讀博士學位的全額獎學金。這時,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張光斗坐不住了,他說:“如果我國戰(zhàn)敗,我們在美學習毫無用處,現(xiàn)在應是報國的時候了!”他放棄了繼續(xù)深造的機會,辭謝了導師、國際力學大師威斯脫伽特教授的挽留,回國參加抗戰(zhàn)。威斯脫伽特深感惋惜,但對張光斗的愛國之舉表示理解和敬重,并說:“哈佛大學工學院的門是永遠向你敞開的!”回到中國的張光斗成為一名水電工程師,他在四川先后負責設計了桃花溪、下清淵硐、仙女硐等中國第一批小型水電站,為抗戰(zhàn)大后方的兵工廠雪中送炭。

  他與追隨他而至的錢玫蔭在水利工地上舉行了婚禮,為躲避日機轟炸,他們的第一個女兒生在離工地幾十里遠的防空洞里,可是由于難產,小生命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就離開了人世。

  1945年,張光斗被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任命為全國水利發(fā)電工程總處總工程師。1947年底,當時美國聯(lián)邦能源委員會來華工作的柯登總工程師即將回國,他勸張光斗舉家遷往美國,并答應代辦簽證、代付路費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張光斗同意,還可在美國合辦工程顧問公司。可張光斗表示:“我是中國人,是中國人民養(yǎng)育和培養(yǎng)了我,我不能離開我的祖國,我有責任為祖國建設、為人民效力。”1948年,國民黨節(jié)節(jié)敗退,資源委員會要求張光斗把所有重要的技術檔案和資料圖紙都裝箱轉運臺灣,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和協(xié)助下,張光斗把資料裝了滿滿20箱,秘密轉移保存下來,同時將20箱假資料上繳至資源委員會。

  他冒著生命的危險,為新中國水電工程建設留下了寶貴的技術資料。

   執(zhí)數(shù)十水利工程設計之牛耳

  1949年底,張光斗應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施嘉煬的邀請北上清華大學任教。1950年,他在北京飯店參加周恩來總理舉行的新中國第一個春節(jié)招待會。周恩來握住他的手說:“中國水利水電建設很重要,黃河長江的防洪興利任務很重,要努力工作。” 那一刻,張光斗深感報國有門,他的眼睛濕潤了。

  1951年,張光斗負責設計了黃河人民勝利渠首閘的布置和結構,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黃河破堤取水的夢想得以實現(xiàn)。1958年,張光斗負責設計了華北地區(qū)庫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庫,他大膽創(chuàng)新,采用大面積深覆蓋層中的混凝土防滲墻、高土壩薄粘性土斜墻、土壩壩下廊道導流等革新技術,當時在國內均屬首創(chuàng)。密云水庫一年攔洪、兩年建成。周恩來稱贊它是“放在首都人民頭上的一盆清水”。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張光斗先后參與了官廳、三門峽、荊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壩、二灘、小浪底、三峽等數(shù)十座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的技術咨詢,他對這些工程提出的諸多建議,在中國水利界傳為經典。

  1963年、1982年張光斗先后兩次率團參加國際大壩會議和世界工程師聯(lián)合會。通過努力,中國取得了在國際大壩委員會和世界工程師聯(lián)合會的成員國地位。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為表彰張光斗自該校畢業(yè)后在水利事業(yè)上所獲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茲(haas)國際獎”。

  張光斗說:“我愿把自己全部的本事使出來,讓國家用得上。”2005年3月,他給女兒寫信:“我出身寒微,有幸上海交大畢業(yè),在美國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在墾務局和坦河流域局學習設計施工,回國后,負責和參加一些水利水電工程,都是國家和人民給的機會,我受之于國家和人民的多,而回報的少?,F(xiàn)已年老,無力再做現(xiàn)場工作,深感不安。這是我的人生哲學。”

   水利部長的淚水奪眶而出

  據(jù)有文字可查的史書記載,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在2155年間,中國就發(fā)生過1092次水災,平均兩年一次。中國人對上個世紀90年代頻頻爆發(fā)的特大洪水還記憶猶新。1998年6月、7月、8月間,長江、嫩江、松花江同時發(fā)難……江河不治,水利不興,則無以安邦。張光斗說,水利工程師對國家和人民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水利工程在細節(jié)上1%的缺陷,可以帶來100%的失敗,而水利工程的失敗最后導致的是災難與災害。所以,他把責任看成是比天還要大的事情。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庫,大壩保護層發(fā)生局部坍塌,身處“文革”逆境、在黃河小浪底接受勞動改造的張光斗半夜被叫醒,他須火速趕回北京救急。已是64歲的他連夜上路,次日深夜趕到北京西直門時,去清華大學的末班車已經開走。他只好一個人背著三件行李艱難步行。一位好心的大貨車司機順路把他捎到了中關村。從中關村步行至清華園需半個多小時,他就用螞蟻搬家的辦法,把三件行李一件一件分三次從一根電線桿搬到另一根電線桿,如此循環(huán)往復,一直搬到清華的小西門?;氐郊視r已是凌晨三點,天一亮他便搭公共汽車去了密云。密云水庫的險情讓他心急如焚,可急沖沖趕到的他接到的指令是:“這次抗震加固設計方案你要負責,但不能在圖紙上簽字。”那時正值“四人幫”猖獗之時,面對不公正的待遇,張光斗依然不顧一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每天奔波在大壩工地,爬上爬下檢查施工質量,對設計圖紙一張一張仔細審查。“我是為人民工作的,讓我簽字也好,不讓我簽字也好,反正我要對老百姓負責!”他說。

  有人說,張光斗命大,因為他曾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在去水庫的路上翻過車;在山里遭遇過泥石流;在二灘水利工地上被山石襲擊過,遇難的一位工程師當場倒在他的懷里……

  幾十年來,無論負責哪一個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現(xiàn)場。工程的關鍵部位,再艱難危險,他也要親眼去看一看,親手去摸一摸。七八十歲的老人早該安享天年了,可張光斗還在鉆千米坑道,爬幾百米深的豎井。

  當年在葛洲壩工地,為檢查二江泄水閘護坦表面過水后的情況,年近80歲的他,乘坐一只封閉的壓氣沉箱下到了20多米深的水底,開沉箱的工人驚嘆:“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大年紀的人還敢往水下鉆!”正在葛洲壩工程進行現(xiàn)場設計審查的他,突然接到清華大學的電話,說有急事,請他立即返校。他匆匆趕回北京,推開家門,等待他的竟是驚人的噩耗,他37歲的長子因突發(fā)急病搶救無效去世。打開兒子的抽屜,看到十幾張沒有上交的病假條,他知道孩子一直在拼命地工作。他把自己關進了房里,兩天沒有出來。兩天過后,他走出房門,拿出的是上萬字的《葛洲壩工程設計審查意見書》。時任水利部部長的錢正英接到這份意見書,淚水奪眶而出。

   最大夢想的實現(xiàn)

  1992年4月3日,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決議》。那一年,張光斗80歲,建設三峽工程是他心中最大的夢想。1993年5月,張光斗被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聘為《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報告》審查中心專家組副組長。面對匯集了10個專家組、126位專家意見、總字數(shù)達300萬字的這份報告,他每天拿著高倍放大鏡,從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復推敲審核。他在專家組會議上說:“我們有信心、有志氣建好三峽工程,我們又要如履薄冰地對待三峽工程。我們一定要抓住關鍵問題,只要是關鍵問題,千萬不要放手!”

  1994年,三峽工程開工。在此后近十年的時間里,已是耄耋之年的張光斗,每年至少跑兩趟三峽工地。爬孔洞,下基坑,哪里不放心,他就往哪里去。他說:“工人師傅能去,我為什么不能去?”2002年4月,90歲的張光斗第21次來到三峽大壩工地。和往常一樣,他腳穿水靴,頭戴安全帽,身著藍色布衣,順著腳手架往大壩上緣的導流底孔登去。這是工程的一處要害部位,混凝土表面哪怕有一點點不平整,都將是大壩安全的隱患,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一看,摸一摸。10米,20米,50米,55米……跟在后面的人看到他的雙腿在微微發(fā)抖,但他依然頑強地向上攀登。查看了兩個底孔后,他回到了地面。“我實在是爬不動了。”他說,“要是有力氣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檢查幾個底孔。”

  2006年5月20日,張光斗在家中收看爆破拆除三峽大壩圍堰的電視直播,當禮炮般的爆破聲響起之時,94歲的他激動得站起身來……

  “做一個好的工程師,一定要先做人”

  不去大壩的日子里,每天清晨,張光斗會提著書包,拄著手杖,出家門沿一條小路朝清華園的辦公室走去。手杖在小路上磕出篤篤的音響,花開花落,風雨無阻。

  踏著這條小路,他迎來了清華大學水利系的成立,創(chuàng)建了國內的水工結構和水電工程學科,開設了水工結構專業(yè)課,編寫了國內第一本《水工結構》中文教材。他還建立了國內最早的水工結構實驗室,培養(yǎng)了國內首批水工結構專業(yè)研究生。他在清華園的講臺上整整站立了50個春秋。“一條殘留的鋼筋頭會毀掉整條泄洪道”,這個例子,張光斗從上世紀一直講到今天。

  堅持理論與工程技術實踐相結合,是他畢生的教育理念。學生們交論文,他要先設一道檻,看有沒有經過實驗論證或工程實踐檢驗,如果沒有,對不起,立即退回。他告訴學生們,在水利工程上,絕不能單純依賴計算機算出來的結果,因為水是流動而變化的,如果你已經設計了100座大壩,第101座對于你依然是一個“零”。他打分的標準很奇特,學生如果只是按照書本一五一十地回答問題,即使全部正確,他頂多給3分;學生如果有自己的見解和分析,又言之有理,即使尚顯幼稚,他也會喜上眉梢,一定給5分。他告訴學生們,在工程技術領域,如果沒有創(chuàng)新,永遠只能跟在別人的后面爬行。

  張光斗在學生們的心目中是一個極富魅力的人,他的特立獨行,他的慣于反向思維,乃至他的嚴格、嚴謹,都傳達著一種穆如清風、淡定忘我的風范。張光斗對學生們說得最動感情的一句話是:“做一個好的工程師,一定要先做人。正直,愛國,為人民做事。”張光斗已是桃李滿天下,許多學生已經成為中國水利水電事業(yè)的棟梁之材,其中包括16位兩院院士、5名國家級設計大師。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fā)總公司總工程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張超然是張光斗的學生。老師在三峽工地上的一句話一直回蕩在他的耳邊:“三峽工程不是百年大計,而是千年大計!”

  1997年,85歲的張光斗決定學習使用電腦。當時他因為患有青光眼、白內障,手又發(fā)抖,寫的字別人很難辨認,他感到非常苦惱。學用電腦就是希望自己能夠繼續(xù)工作。為此,他學會了拼音輸入法,由于視力太差,為了減少拿著放大鏡在屏幕上找字的時間,他硬是把每一個字所在的順序位置背了下來。

  他伏身在電腦前,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敲著鍵盤。1997年,寫下了《科教要興國,興國要科教》;1998年,寫下了《加強高等教育與經濟建設的結合是發(fā)展經濟的關鍵》……在1996年至2000年,他寫下的有關教育方面的書信文章就有32篇。1998年12月18日,他寫完關于《高等教育法》的讀后感和建議,當夜即患感冒,發(fā)高燒送進醫(yī)院,一住就是17天。

   “我還想為人民做些工作”

  張光斗的生活已離不開手杖和輪椅了,他依然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拄著手杖在屋子里轉6圈,然后吃早飯,開始工作。上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瀏覽當天的報紙和信件。他一直沒有停止思考,就相關問題會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或者寫信,提出建議。如果覺得問題特別重要,他就會搜集資料,拿出論據(jù),寫成文章投寄報刊,甚至上書中央。他這一生,有許多建議得到了中央的采納,包括1992年他和王大珩等6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lián)名上書,促成了中國工程院的成立。

  他為有關報刊雜志及有關部門寫下的文章信件難以計數(shù),人才外流問題、反腐敗問題等等,都在他的視野之內。他說話不留情面。在參觀工廠企業(yè)時,每聽到主人興致勃勃地介紹那些引進的先進技術與生產線時,他會馬上跟一句:“在消化、吸收方面,你們做了些什么?”

  1996年張光斗獲得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中國工程院工程成就獎,2001年獲得中國水利學會功勛獎,2002年獲得中國工程科技領域最高獎——光華工程成就獎。

  張光斗的心中還有許多未了的愿望。2005年8月13日,他給女兒寫了一封信:“人生就是為人民服務,為后人造福。我一生為此努力,但貢獻不大。中國人口眾多,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而洪澇干旱災害頻發(fā)”,“我93歲,生活能自理,頭腦清楚,無大病,是很不容易的。我還想為人民做些工作,對工程和國事寫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