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翰青1944年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曾任九三學社第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六、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他1905年9月7日出生于江蘇省通州(今南通市),是我國著名的有機化學家、化學史家和化學教育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袁翰青長期從事有機化學研究、中國化學史研究以及科技情報研究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曾發(fā)現聯(lián)苯衍生物的變旋作用;在立體化學和異構現象的研究、中國化學史的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及繁榮科技情報事業(yè)等工作中做出了貢獻。1994年3月2日袁翰青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追朔中國煉丹史
上世紀50年代,袁翰青開始進行化學史特別是中國化學史的研究,涉及的范圍相當廣,尤其對煉丹術的研究較為深入。袁翰青認為,我國開始有煉丹術是很早的,據《史記》記載,戰(zhàn)國時就有方士煉丹,但現存的最早的中國煉丹的著作則要算《周易參同契》,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煉丹著作。因此,該書的作者魏伯陽應該是留有著作的最早的煉丹家。從《周易參同契》的內容和魏伯陽所處的東漢時代背景,可以大體看出該書的意義?!兑捉洝返乃枷刖哂修q證的動的觀點,到了西漢末年,利用《易經》來預卜吉兇的所謂“讖緯說”大為流行,魏伯陽一面承襲了“讖緯說”,一面接受了當時已經發(fā)展起來的煉丹術。他認為易經、道家哲學和煉丹方術三者是統(tǒng)一的,因此就寫出了三位一體的《周易參同契》,成為中國煉丹術的理論基礎。在這本書里,記述了中國最早的化學知識,例如汞容易和硫黃化合,生成硫化汞;黃金不易被氧化(“金入于猛火,色不奪精光”)等等。
袁翰青認為,晉朝的葛洪是一位更杰出的煉丹家,是中國煉丹術中承前啟后的人物,不但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世界研究煉丹史的學者也很注意考證葛洪的生平和著作。據袁翰青考證,最可靠的文字資料是葛洪本人在《抱樸子外篇》一書里的自敘,加上《晉書》里的《葛洪傳》。葛洪煉丹的基本理論是認為一切物質都可以變,這一點與現代化學的觀點是十分相近的。他認為,在誠心的要求和適當條件下,就可以變出最寶貴的仙丹和黃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煉丹時做了許多化學實驗,制作了不少原始的實驗儀器,積累了大量化學知識。例如,他發(fā)現了“以曾青涂鐵,鐵赤色如銅”,曾青指藍銅礦或孔雀石(堿式碳酸銅),把它涂在鐵的表面,便呈現赤色,猶如銅的顏色一樣。按現代的概念,就是鐵能從銅鹽中置換出金屬銅,葛洪在1500多年以前就具備這樣的化學知識,確實屬于化學界的先軀。
袁翰青還發(fā)現,我國煉丹術的文字記錄絕大部分都搜集在道教的叢書——《道藏》里。由于在葛洪之后,從事煉丹的人大部分都是道教的道士或與道教關系很深的封建士大夫,因此,《道藏》的內容涉及煉丹操作方法者很多。例如,《太清石壁記》介紹煉丹方法;《丹房須知》描寫了煉丹的場所——龍虎丹臺,它既不同于現在的廠礦,也不是化學實驗室,而是把煉丹的器具放在小土臺上,再在上面放置金屬或土做的爐子,爐子里有鼎或匱,煉丹的原料就在里面發(fā)生化學反應,同時書中還描寫了古老的蒸餾器和研磨器;《石藥爾雅》解釋了煉丹家所用的許多藥物的隱名,對研究煉丹家的著作很有幫助;《金石簿五九數訣》講述煉丹所用的藥物、產地、提煉方法和鑒別真?zhèn)蔚姆椒?。袁翰青指出,中國煉丹術無論在實驗操作技術的發(fā)明或無機藥物的應用方面,都為近代化學做了一些開路工作。是發(fā)展化學的先軀。
探源造紙術發(fā)明人
造紙術的發(fā)明是中國對人類文化的重大貢獻,但是紙是誰發(fā)明的?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據《后漢書》中“蔡倫傳”的記載,蔡倫是我國造紙的創(chuàng)始人,但唐朝張懷瓘在《書斷》中說:“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北彼侮愰栽凇敦撽岩颁洝分姓f:“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爾?!蹦纤问防K祖在《學齋拈畢》中也說:“紙、筆不始于蔡倫、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痹睬嗾J為,唐、宋學者的看法符合歷史實際情況和正確的歷史觀點,他根據考古學家發(fā)現的實物證據、史料和工藝發(fā)明規(guī)律來分析問題,指出:1933年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的一個漢朝烽燧亭遺址里,得到一小張麻紙,同時出土者有黃龍元年(漢宣帝年號)的木簡,則這張紙應當是西漢的故物。1942年勞干和石璋如在西北的額濟納河旁一個漢朝烽燧的廢址上做了發(fā)掘工作,得到一張有字的紙,請植物學家鑒定,確認是植物纖維做的。同時還得到一些記有年號的竹簡,最早的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最晚的是永元十年(公元98年)。即使把這張紙算是永元十年的遺物,那也比《后漢書》里所記的公元105年蔡倫造紙早了七年。
袁翰青認為,許多古代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都是勞動人民從生產實踐中得到的,往往無法歸功于哪一個人。這些發(fā)明出現以后,經過一定時間得到某些人的總結,當然還可以在技術上提高一步。造紙術的發(fā)明也不會例外,推想起來,在西漢時,漂洗絲綿的工人很早便得到蠶絲纖維制成的紙,并用于書寫,這也說明了紙字是“系”旁的由來。蠶絲和植物纖維的物理性質相近,后來紙的原料就由動物纖維變?yōu)橹参锢w維,這是發(fā)展的必然。史書里記載的東漢宦官蔡倫以魚網為原料,把民間發(fā)明的紙加以改良,獻給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蔡倫只能是造紙術的改良者,而不是發(fā)明者。造紙術是廣大勞動人民智慧的產物。在蔡倫之前已經有紙,這樣的說法將更合乎歷史的真實情況。
袁翰青在中國化學史研究的內容上,還有我國古代的陶器制造工藝,我國古代的煉銅技術,我國古代哲學中有關物質的理論,我國制糖的歷史,我國釀酒的歷史,歷代幾種重要本草著作中的化學知識等,也都有過詳細的考證,并發(fā)表了精辟而獨到的見解。
由此及彼舉一反三
在多年的中國化學史研究中,袁翰青不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在如何開展研究工作上,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他認為,研究工作應該遵循三方面原則。第一,要有正確的歷史觀點,即必須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點。對于化學史中每一件事實的論證和評價,都必須結合當時的社會條件來研究。如果我們以今天的豐富化學知識的尺度來衡量古人的成就,從而認為這些成就很微薄,并加以輕視,這就不合乎歷史觀點。例如,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煉鋼水平與戰(zhàn)國時代的鐵器比較,而應該看到戰(zhàn)國時代的煉鐵技術確實改進了當時的農業(yè)生產。第二,要將發(fā)展性研究與發(fā)明性研究同等對待。必須重視化學知識在我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定程度的系統(tǒng)性,不能只是偏重研究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歷史,如造紙術和黑火藥的發(fā)明史。有好些科學知識和工藝雖不是我們祖先首先發(fā)明的,但在我國的發(fā)展一定也具有不同于別國的特點,我們應當同樣重視這方面的研究。例如,玻璃究竟是我們祖先發(fā)明的,還是從西方傳來的?這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即使制造玻璃的方法是外來的,但我們在接受了這種技術之后,有過改進,這仍需加以研究。第三,對史料必須審慎處理。研究中國化學史要十分謹慎,必須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和史實的真實性,孤言片句不足以構成有力的論證,而且也應該識別偽書的存在。在研究古代的化學工藝時,尤其需要用實物來證明。這三方面的原則不但使袁翰青本人在中國化學史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使我國很多學者受益不淺。
根據多年經驗,袁翰青還對中國化學史研究的方法提出四點重要建議:1.文獻的查考要與實驗室的工作相結合。有關中國化學史的參考文獻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需要精細地加以整理。不過,僅僅憑借文字的記載是不夠的。一則是有些記載過于簡略,不能以孤言片語做結論;二則古代所用藥物名稱分歧,難以完全確定它相當于現在的哪些物質,因此,查考了文獻之后,最好能用化學實驗證明。有關中國化學史的實驗工作有兩類:一類是根據古書里的方法,重復做一下實驗;另一類是古物的化驗。第一類工作可以拿煉丹為例,如《抱樸子內篇》里所敘述的煉丹法,不妨選擇幾種,在實驗室做一下,看看究竟得到什么產物。煉丹家往往故意把方法記述得很復雜,有些方法也是假想的,可靠性不大,如果我們不經過一些實驗,單憑書本記載,是不能將煉丹家的成就很好地總結出來的。古物的化驗也是一項重要工作,它可以使研究工作深入,同時也為考古學家提供科學根據。2.民間手工業(yè)的現有技術的調查研究,對中國化學史研究會有很大幫助。因為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阻滯了生產技術的改進,有許多今天仍在應用的手工業(yè)生產方法,和幾百年前的方法大同小異,例如4世紀的名著《齊民要術》里的釀酒法至今還在民間應用。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仔細地調查民間現有生產技術的詳情,拿來和古書的記載對照,是可以追尋出這項技術演變的輪廓的。袁翰青的建議已經在研究中國古代煉鋅方法中初見成效。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中描繪了古代煉鋅的工藝,其中有升煉倭鉛(即鋅)圖里所畫的罐的構造,但從圖中看不出當時使用的是蒸餾法,還是回流法,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是一個謎。后來,在貴州、云南一帶發(fā)現仍在沿用這種土法煉鋅,由于大家看到了煉鋅用的罐的實物,就可以判斷當年使用的是蒸餾法。3.古代科學技術知識不像近代科學分類那樣嚴謹,一個關心自然知識的讀書人,往往對于好些方面都有著作或貢獻,如沈括的《夢溪筆談》,涉及到天文、數學、地質、地理、化學、礦冶等,我們決不好說沈括是一個天文學家,或是化學家。而研究自然科學任何一個部門歷史的人,都有參考《夢溪筆談》的必要。化學史與礦物學史或工業(yè)史是無法完全分開的,所以研究古代化學史的人不能忽視其他科學部門的歷史。4.過去,資本主義國家研究科學史的人,對于中國的化學史料曾經做過一些工作,發(fā)表過一些論文,但他們對我國古代的情況往往不夠了解,觀點常常不正確,雖然如此,國外科學史家的實驗結果和對中國古文獻的解釋以及他們的某些意見,都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