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知道我對鄒承魯作過多次推心置腹的訪談，手中還握有不少經(jīng)他親自審核改定的文稿，在鄒承魯去世后的次日，就有人問我：“鄒先生可有什么遺愿？”我覺得不適合由自己來回答這么沉重的問題。雖然潛心研究他4年，可以說與他相知很深，但鄒先生離開人世的時候，畢竟我沒能守在身邊。但如果談到他晚年的牽掛、未了的心愿，我還是可以站出來說一些話。 我想，在最后的日子里，鄒承魯想得較多的應當不會是某個具體的科學問題。雖然科學研究是他的快樂之源和畢生興趣，他也因此而在這個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獲得了包括兩次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四次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在內的眾多獎項，但在兩三年前他就跟我談過，如果一個學術思想足夠好，自然會有后人來繼承，在一線科研方面他已經(jīng)沒有什么放不下的東西了。也應當不是如何使中國科學走向世界的問題。從改革開放起到上個世紀末，他就這個問題做了大量工作：推動我國的專業(yè)學會重新融入國際社會；反對限制出國留學；倡導我國科學家盡量把優(yōu)秀成果發(fā)表在國際知名刊物上……其中每一項都很有影響。應當說，他做得相當成功，以他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確實已經(jīng)成功地使中國科學家走向了國際舞臺，到那兒去接受摔打。雖然這件事情的深遠影響還未完全顯露，但毫無疑問，這是他對中國科學的發(fā)展所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我對鄒承魯?shù)牧私鈦砜矗绻f這位很少想到自己、一心渴望我國科學健康發(fā)展的老人在彌留之際還有什么牽掛的，那么一定是兩個問題：學術腐敗問題和科研效率問題。

學術腐敗問題

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鄒承魯就敏銳地注意到了科學界的一些不端行為，并冒著威脅、頂著壓力對一些違規(guī)者進行了尖銳批評。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又兩次領銜在社會上發(fā)起了關于科學道德問題的討論。進入21世紀之后，他更是每年都通過寫文章、發(fā)表演講、接受媒體采訪等形式，提醒公眾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或者直截了當?shù)厝プl責那些違規(guī)者。他批評某些科研工作者的自我炒作行為，卻無意中使自己也成了媒體關注的對象。 但不盡如人意的是，盡管有他和其他一些有識之士多次在媒體上大聲疾呼，我國的學術腐敗問題愈演愈烈。不少違規(guī)者不但沒遭查處，反而被提職或獲得更多經(jīng)費，而一些以科學為幌子的商業(yè)騙局在被揭穿后照舊風靡全國。認識到那些腐敗事件會敗壞學術誠信風氣，從而對中國科學的健康發(fā)展產(chǎn)生傾覆性的影響，他變得越來越焦慮，有時還流露出明顯的失落感。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的前夕，已經(jīng)十分羸弱的他還在關心這方面的問題，還在九三學社中央主辦的《民主與科學》雜志上發(fā)表了《必須嚴肅處理學術腐敗事件》一文。

科研效率問題

如何提高我國的科研效率是晚年鄒承魯關心的另一個主要問題。2004年11月，他和饒毅、魯白聯(lián)名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fā)表轟動一時的《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一文。實際上，在這之前一些年，出于對我國的科研效率太低、極少產(chǎn)出基于創(chuàng)新學術思想的突破性成果的憂慮，他就已經(jīng)寫過《拯救基礎研究，引入競爭機制》、《當務之急在于提高效率》、《重視基礎研究，鼓勵自由探索》、《切盼楊振寧的預言能夠實現(xiàn)》、《科學與技術不能合二為一》等與提高科研效率有關的文章。而自2004年12月他們的倡議受到強烈反彈，他本人亦遭到“勞克偉”(老科委)們的暗箭中傷之后，他更加加強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并在《民主與科學》、《新京報》等雜志、報刊上發(fā)表了一些相關訪談。臨去世之前，他還在構思一篇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署名文章，可惜的是，這項工作最終未能完成。

科學家才是科學界的主人

那么，該如何去解決科研效率低下、學術腐敗流行的問題，或者以鄒承魯?shù)脑拋碚f，該如何去治療“人治加上科學腐敗”這兩大中國科學發(fā)展的“致命傷”呢？他本人對此有哪些尚未充分發(fā)表出來的思考？ 解決問題首先得明了問題的癥結之所在。公眾、政府官員、媒體從業(yè)人員、企業(yè)家的科學素養(yǎng)普遍較低，很多科學工作者自身的學識、努力程度和創(chuàng)造力不足，一些科學家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還有少數(shù)科學工作者道德素養(yǎng)低下等等，都是導致上述問題的原因。但鄒承魯認為，其中最為關鍵的不是認識和道德，而是體制問題。體制鼓勵什么，就會發(fā)生什么；適合什么現(xiàn)象出現(xiàn)，就會出現(xiàn)什么現(xiàn)象。舊有的由行政領導壟斷絕大部分資源的計劃體制或者說官營體制是導致這兩個緊密相連“致命傷”的根源。

如果領導科學的官員目光不夠遠大，中國的基礎研究就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如果他們的科學素養(yǎng)不夠，中國就會有很多弱智的騙局(譬如“水變油”、“永動機”、“特異功能”、“核酸營養(yǎng)”等)流行并得到支持。他們希望中國的科學能在自己的任期內立竿見影地取得重大突破，就會有很多學歷不低但科學素質不高，也沒有實在貢獻的人整天圍繞著他們轉，吹噓自己如何有能耐、有成就，以謀求獲得他們的青睞和資助。他們好面子，于是得到過他們支持的那些人即使后來未能完成先前夸口的項目，或者丑聞遭到了他人揭露，也往往能脫離媒體的批評、保住已獲得的權力和資源，從而在社會上造成更壞的示范性影響……

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由真正搞科學、懂科學的人來管科學”，變官營體制為競爭優(yōu)勝體制，使一般行政管理人員退出科學的決策舞臺，而讓科學家成為科學界的主人。 鄒承魯認為，政治和科學應當分離。政治領導人可以依據(jù)社會需要，參考科技界領導及專家意見，決定或影響科技與國家和社會有關的全局層面，但不宜隨便批條子，替科學共同體決定該向哪個具體的項目投錢、該支持哪一個具體的科學家、該登誰的論文，以及哪一類研究不該做、哪一些人不該批評、哪一些爭鳴性的學術論文不該出版等等。那些具體的科學問題應當由科學共同體來自行決定。學術腐敗之所以難治，主要在于有行政領導去捂蓋子。如果教育部反對學術腐敗的指導思想——“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舉報，發(fā)現(xiàn)一起，調查一起，處理一起，曝光一起”——真能落到實處，每一個被發(fā)現(xiàn)的違規(guī)者都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就沒什么人敢違規(guī)了。鄒承魯相信，只要足夠的公開化、透明化，學術界完全可以自己清污。鄒承魯?shù)倪@個思想是一貫的。事實上，早在1957年的時候，上海的《文匯報》就已經(jīng)報道過他類似的提法：“科學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員鄒承魯在發(fā)言中提出要求科學家治院，他指出科學院發(fā)生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能夠實行科學家治院的原則……”

但愿我們能盡快解決好上述兩個問題，使我國的科學能夠健康發(fā)展。那將是對鄒承魯在天之靈的最大安慰。

（熊衛(wèi)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