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九三學社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思想建設的關(guān)鍵。鑒于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一項長期的戰(zhàn)略任務和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所以我認為當前應重視兩點：
一是盡量避免過多糾纏于像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quán)等比較敏感和見仁見智的政治概念的公開爭論中，不去刻意追求精辟的見解、科學的定論和廣泛的共識。實際上限于人類認識能力、文明發(fā)展水平、個人社會角色和某些特定條件等，我們當前在這些政治概念上也無法真正提出精辟的見解、得出科學的定論和形成廣泛的共識。數(shù)十年后我們再回頭看，對此可能會看得更清楚。換個角度說，數(shù)十年前某些所謂“精辟的見解”、“科學的定論”和“廣泛的共識”，如今不是已被嚴重質(zhì)疑甚至徹底否定了嗎！但我們確實可就某些不太敏感又比較重要的概念，在適當范圍內(nèi)開展一些學理上的深入研討和思想上的深度碰撞，如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guān)系？怎樣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改革開放的關(guān)系？價值有無普遍性？什么是價值的普遍性？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什么是當代青年的核心價值觀？什么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核心價值觀？什么是民主黨派的核心價值觀？什么是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觀？
二是在認真學習、深刻理解和高度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四方面基本內(nèi)容的前提下，在下大力氣把澄清思想認識作為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整體和長期的著力點和切入點的同時，應立足九三學社特色，遵循切實可行原則，下些功夫找到和突出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局部或階段的著力點和切入點，如身邊典型、社史人物、參政議政、優(yōu)良傳統(tǒng)、時代潮流、核心價值觀等。關(guān)于九三學社在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如何學習身邊典型和社史人物？如何緊扣參政議政？如何弘揚優(yōu)良傳統(tǒng)？如何順應時代潮流？如何踐行核心價值觀？社中央研究室擬在10月舉行的全社理論研究與社史工作暨紀念建社65周年研討會上，作為重要問題深入研討。關(guān)于身邊典型與核心價值觀，我準備以后專門寫篇文章。關(guān)于社史人物與核心價值觀，以下僅就自己目前所掌握的大量資料，試先擇要作點初步梳理。
九三學社愛國、民主、科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最集中地體現(xiàn)了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在許多社史人物身上所表現(xiàn)的愛國、民主和科學精神，也充分展現(xiàn)了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觀。
一、愛國
愛國目前主要指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社會主義祖國。愛國作為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核心價值，在九三學社廣大成員身上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如江澤民同志指出：“九三學社的廣大成員，不僅是各自領(lǐng)域的造詣很深和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同時是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赤誠的愛國主義者。九三學社成立及其發(fā)展的歷程表明，在中國，各行各業(yè)里許多杰出人士，都把個人的事業(yè)與祖國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都把能夠?qū)⒆约旱膶W識奉獻給祖國和人民作為一生最大的追求。這種愛國愛民的抱負和品質(zhì)，是九三學社的光榮傳統(tǒng)，也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我們應當十分珍惜并永遠保持和發(fā)揚這個傳統(tǒng)。”又如韓啟德主席指出：“愛國主義是九三學社不斷發(fā)展進步的力量源泉。無論是九三學社的前輩還是在座的各位，每個人的思想都不相同，境界也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九三學社社員都是滿懷著愛國主義情懷。九三學社就是要把這一作用發(fā)揮到極致，用這一點來凝聚力量，來把各項工作做好。”
1、胸懷愛國之心。如許德珩主席在《為了民主與科學》一書中，講述了五四前夕北大同學們通過在寢室里辯論，得出了“救國第一”的結(jié)論，認為救國高于一切，應探索如何以“知識救國”、“科學救國”或“教育救國”。再如金善寶先生在美國留學期間，一位美國學生在聚餐會上公然蔑視地對金善寶先生說：“把這些剩飯拿去給中國人吃吧!中國人正餓著肚皮呢!”金善寶先生聽后，感覺這是對中國人的污辱，民族和祖國的尊嚴使他對這位挑釁者無比憤怒，當即回敬道：“先生，遺憾得很，中國離這兒太遠了，還是請先生拿到芝加哥公園里去吧!那里失業(yè)的人有的是，他們正需要這些。”金善寶不愿在受歧視的海外生活下去了，1932年初，他毅然離開美國回國。又如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了梁希、潘菽、金善寶、涂長望、干鐸、謝立惠、李士豪等九三學社創(chuàng)始人，大家非常擔心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都希望他早日離開重慶。毛澤東很理解大家的心情，頻頻點頭表示會意。會見結(jié)束時，毛澤東滿懷深情地說：“我十分感謝諸位教授先生們，在愛國、民主、和平方面，我們的心是相通的。”又如師昌緒先生說:“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要對人類有所貢獻。作為一個中國人,就要對中國作出貢獻,這是人生的第一要義。”又如韓啟德主席指出：“九三學社的歷史表明，愛國主義是貫穿我社歷史的一條主線，追求‘民主與科學’在本質(zhì)上與愛國主義是一脈相通的”。又如王志珍主席在談到優(yōu)秀人才時說：“最重要的是人才要有一顆愛國的心。一顆中國心會強烈地促使一個人想直接地投入到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當中來。就像1949年前后，錢學森、錢三強、華羅庚這些在國際上占有很高地位的科學家，他們排除重重困難回到新中國。”
2、接受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如金善寶先生在《風雨同舟憶當年》中說：“九三學社許多創(chuàng)始人及前輩，都是在愛國主義思想驅(qū)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的辛亥革命和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他們受到革命的啟蒙。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及大革命失敗后，他們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受到許多挫折而不退縮。他們經(jīng)過觀察、對比，特別是經(jīng)過抗日戰(zhàn)爭的實踐考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影響和感召下，終于選擇了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chǎn)黨。”再如許德珩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強調(diào)：新中國的建立是“由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人民領(lǐng)袖毛主席之正確的領(lǐng)導，堅強的努力”，所以大家應當“團結(jié)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周圍”，“依照共同綱領(lǐng)，把新中國的基礎建立起來！”許德珩主席在《為了民主與科學》一書中說：“沒有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沒有毛主席的親切關(guān)懷，九三學社的成立和發(fā)展是不可能的。”又如周培源主席在“三大報告”中指出：“實踐告訴我們，我社所以能夠在民主革命中做一些工作，有一些成績，主要是由于緊密地依靠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民主黨派的歷史地位。”又如吳階平主席在“八大報告”中指出：“要認真學習社章、社史，學習我社老一輩的崇高精神和優(yōu)秀品質(zhì)，繼承我社在長期政治實踐中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些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主線和精髓，就是堅持接受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同共產(chǎn)黨親密合作。”又如韓啟德主席指出：“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是九三學社不斷發(fā)展的根本保證。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是九三學社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不用說更大的道理，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九三學社完全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建起來的。所以，我總是強調(diào)要加強社史的研究和教育。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不斷向前發(fā)展的根本保證。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就要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堅持中國特色政治發(fā)展道路。這是我們的政治使命。”
3、走社會主義道路。如1963年元旦，許德珩主席在為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題詞中寫道：”聽毛主席的話，跟著共產(chǎn)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高舉三面紅旗，貢獻一切力量；加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學習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結(jié)合的思想，提高認識，進行世界觀的改造；加強團結(jié)，高舉無產(chǎn)階級革命紅旗，向帝國主義、反動派、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作堅決不懈的斗爭；做好崗位工作，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出成果出人才而奮斗；這是我們共同的信念，堅守弗渝，并力以赴。” 再如周培源主席在“三大報告”中指出：“我們懂得，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給民主黨派以正確的道路和光明的前途。”又如吳階平主席在九三學社建社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九三學社在五十年的戰(zhàn)斗歷程中，取得了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形成了優(yōu)良的革命傳統(tǒng)。”其中之一就是“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為祖國的繁榮富強不懈奮斗。”又如韓啟德主席在“九大報告”中指出：“九三學社的歷史表明，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我社自覺自愿的選擇。”
4、海外歸國的行為。如茅以升先生1919年在美國獲工科博士學位后，有人以科學無國界勸他留在美國。茅以升先生回答：“縱然科學沒有祖國，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我是中國人，我的祖國更需要我!”他毅然踏上了回國的歸途。再如王淦昌先生1933年12月在德國獲博士學位后決定回國。當時有人勸他說：“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你是科學家，中國沒有你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王淦昌先生回答：“我是學科學的，但我首先是中國人?，F(xiàn)在，我的祖國正在遭受苦難，我要回到祖國去為她服務。”又如1945年末，周培源先生應邀留在美國海軍軍工試驗站工作，年薪高達6千多美元。但周培源先生絲毫不留戀美國的優(yōu)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報效祖國之心極為堅定，帶領(lǐng)全家于1947年4月回到清華大學工作。那時清華大學教授的月薪僅相當于25美元。又如鄧稼先先生在美國獲博士學位時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1950年8月，這位取得學位剛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棄了在美國優(yōu)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祖國。又如師昌緒先生1952年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后，由于抗美援朝，美國不許留美中國學生回國，他和一批留美的愛國科學家同美國當局不屈不撓地斗爭了三年。1955年，美國當局公布同意76名中國留學生回國名單，其中包括師昌緒先生。當他站在回國客輪的甲板上時萬分激動：“我終于可以回到祖國了。”又如葛庭燧先生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就積極參加愛國學生民族解放先鋒隊。新中國誕生前夕，他在美國最先打出五星紅旗，同時號召和發(fā)動留美學者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yè)。在他的影響下，包括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在內(nèi)的一批留美學者相繼回國。錢學森先生曾致信葛庭燧先生：“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是你引導我回到祖國的懷抱”。
5、不怕犧牲的精神。如1937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以留德同學的名義邀請稅西恒先生出任四川教育廳廳長，他不愿同流合污，以“不會做官，只能教書”為由堅拒不任。而由中共南方局籌劃創(chuàng)建的蜀都中學邀請他做校董事長，他則不畏風險，不怕犧牲，欣然就任。后來這所中學成為中共地下黨培養(yǎng)革命干部和從事地下工作的據(jù)點。再如1946年9月3日，九三學社在重慶發(fā)表《反內(nèi)戰(zhàn)宣言》。陳立夫親筆寫信勸說梁希先生發(fā)表聲明予以否認。梁希先生稱：“宣言上名字系我親手所簽，全非由人代筆。如欲發(fā)表聲明，亦僅此而已。”陳立夫又派人征詢梁希先生愿否共掌農(nóng)業(yè)部或擔任浙江省參政會議長，梁希先生回答：“我是聾子，叫聾子干這樣大事，豈不耽誤大事！”后有持槍特務登門，有人勸梁希先生暫避一時，梁希先生回答：“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夠?qū)懺诼勔欢嗟暮竺?，可謂死得其所。何懼之有？” 1948年5月4日晚，南京進步學生為紀念“五四”舉行營火晚會，周圍一片白色恐怖。梁希先生不顧個人安危，站在高臺上說：“同學們，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曉，曙光即將到來！”當夜寫下了廣為傳誦的詩句：“以身殉道一身輕，與子同仇倍有情,起看星河含曙意，愿拋鮮血薦黎明！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提議請梁希先生出任國家林墾部部長。梁希先生回答說自己“年近七十，才力不堪勝任，仍以回南京教書為宜。”周總理寫一字條：“梁先生：你是認真的人，故臨時而懼，我應該向你學習。但當仁不讓，你應該向古人學習”。梁希先生很受感動，立即回一字條：“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又如1948年3月29日，為了揭露國民黨當局“行憲國大”的反動實質(zhì)，北平各大學和天津、南開等5校進步師生，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紀念黃花崗先烈大會”。國民黨北平當局出動了鐵甲車和軍警特務5000余人將北大重重包圍，擺出不惜血洗北大的姿態(tài)。在一觸即發(fā)的緊張氣氛下，九三學社許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抱著永訣家人、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應邀到會演講。許德珩主席說：“近來因為身體不好，今天本來不準備出席，但在午飯時聽說學校被大批警察包圍起來，連學生出入都成問題，為了尊重集會等必須的自由，我才決定出席，決定出席同大家講話。”他在演講中鼓勵青年“要學習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為中國的苦難大眾獻身。”“要學習他們那種犧牲精神，與廣大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前進！”又如鄧稼先先生在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發(fā)的危險時刻，總是出現(xiàn)在第一線。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xiàn)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極其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里仔細檢驗。又如黃潤秋主委在抗震救災中不畏險阻，經(jīng)常深入一線實地考察，并多次經(jīng)歷險情。在漢源縣猴子巖山體崩塌處考察時，為準確制定排險方案，黃潤秋主委堅持靠近一線近距離拍照觀察。不料一塊臉盆大小的石頭突然從斜坡上高速滾下來，撞碎在距離他不到2米的地方亂石堆上，而懸崖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當時，所有的人都嚇出了一身冷汗！
6、無私奉獻的精神。如鄧稼先先生為了中國的核武器事業(yè)，28年在戈壁沙漠中隱姓埋名地奉獻，基本被剝奪了“生活的人、體驗的人、聲名的人”。他的一切都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他沒有個人的行蹤，不能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不能公開作報告，不能出國，不能與朋友隨便交往，一輩子都看不到自己聲名的成長，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地離開。楊振寧先生認為：“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鄧稼先的氣質(zhì)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領(lǐng)導許許多多各階層工作者為中華民族做了歷史性貢獻的原因。人們知道他沒有私心，人們絕對信任他。”《英雄大愛》的作者寫道：鄧稼先和許鹿希的故事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還有那么一批人，他們的靈魂始終像天使一般純潔，他們來到這個世界只是為了奉獻，只是為了讓別人活得更好。”
二、民主
1、追求民主的精神。如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成立宣言》指出：“今日適為‘五四運動’二十八周年紀念日，‘五四’所號召于國人者，為科學與民主，今時間過去雖已二十余年，而民主與科學之要求，實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xiàn)而努力，始終不懈，僅此宣言。”再如1947年5月4日，九三學社在《紀念‘五四’宣言》中指出：“‘五四’的精神是科學與民主，那精神與我們的主張適合。因為主張民主，所以我們反對獨裁、反奴性、反帝國主義侵略。因為主張科學，所以我們反盲從、反復古、反一切的封建作風。我們深信，挽救目前中國，要在實行民主，努力科學”。又如韓啟德主席多次強調(diào)：“沒有民主就沒有活力，民主的過程就是調(diào)動成員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講，民主程度越高，決策水平越高。因此我們各級干部要有聽得進真話的雅量，并主動創(chuàng)造讓大家說真話的寬松工作環(huán)境”。“在九三學社內(nèi)部要講究民主，要想方設法把每一位社員的積極性調(diào)動起來，充分發(fā)揮他們的作用，九三學社各級組織特別是各級干部要關(guān)心社員疾苦，幫助他們解決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困難，不斷增強凝聚力。”
2、反對專制的精神。如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被稱為“敢怒敢言的民主斗士”何魯先生就蔣介石大肆捕殺共產(chǎn)黨人公開發(fā)表演講：“蔣介石這一手做得很孬！蔣介石要闖禍！”事后，特務氣勢洶洶追查何魯是否講過這樣的話。何魯毫不隱諱，一口承認。何魯先生還當眾撕毀過蔣介石的請柬，表示堅決不吃“奉諭飯”。陳立夫當教育部長時曾約見何魯先生，表示愿向蔣介石推薦何魯先生。何魯先生笑道：“我見到他非罵他不可，你作介紹人，不怕嗎？”在1946年1月的九三座談會上，何魯先生“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國，趙高太多，若不予以鏟除，將蹈亡秦的覆轍，鄭重忠告馬歇爾元帥和國共兩黨及民主同盟各黨派領(lǐng)袖，如果要想真正把中國搞好，就必須親自采訪中國在野真正專家學者的公正意見。聽眾一致報以熱烈的鼓掌，歷久不息。”新中國成立后，有一次毛主席與何魯握手時還饒有興致地談及此事：“你的膽子不小啊！”再如“皖南事變”后，吳藻溪先生發(fā)文公開抨擊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在國民黨特務抄、砸《新華日報》營業(yè)部時，吳藻溪先生英勇無畏地趕赴現(xiàn)場，并揮筆寫下：“請政府嚴懲搗亂社會秩序、摧殘人身自由的罪犯，賠償一切損失，并保證以后不再發(fā)生類似事件。”然后簽上他的名字。又如1946年秋，許德珩主席“嚴詞抨擊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怒斥反動官僚們一個個都是‘廢銅爛鐵’！”又如褚輔成先生曾拍案痛斥蔣介石背叛孫中山而搞專制獨裁，被譽為是敢拍案痛罵蔣介石的國民黨人之一。又如張西曼先生以政見不協(xié)，拒任蔣介石讓他擔任的湖北省主席。積極參加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多次發(fā)表公開演講。為此家中受到特務搜查，被免去立法委員等職務，并被開除國民黨黨籍。田漢作、李濟深書的《張西曼墓志銘》寫道：“權(quán)位不動，威武不屈，反帝與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 風雪萬里，追自由之光芒，埋骨于此，山岳皆香。”又如1947年1月1日的《文匯報》發(fā)表了九三學社等黨派團體對一黨憲法的聯(lián)合聲明：“一黨專政的政府，定于今日公布它利用所謂‘政協(xié)憲草’而實際上違反政協(xié)決議，尤其破壞政協(xié)整個精神的所謂‘民主憲法’，企圖借此欺騙國內(nèi)外不明真相人士，用以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我們?yōu)橹嗣竦纳婧蛧业莫毩?，對國民黨政府的這種做法和企圖，不能不表示堅決反對，并愿與全國人民共同以行動制止這種反對企圖的實現(xiàn)。”
3、平等待人的精神。如牟小東先生說：在近40年的接觸中，我深感孫承佩先生“最大的特點是熱誠、樸素、平易近人，對任何人無論年長年幼、地位高低，都平等相待，真心相交，盡力幫助。”再如我多次請教王選老師的最大感受是：盡管王選老師非常忙，但與我交談的氣氛始終很自然和輕松，我從未感到絲毫緊張。因為王選老師總是平等待人，無論對誰都沒有一點架子，即便在2003年他身居國家領(lǐng)導人高位后也是如此。關(guān)于這點，在《解放日報》記者陸黛的悼文中也可得到印證：“王選老師，在我的心中的形象，兩院院士，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等等頭銜，印象并不深。他就是一位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長輩，他是那樣的可親，我與他聊天，就像家里和父母聊天一樣。而他在我心目中形象是那樣的高大，他是真正的大科學家。”
4、寬容寬厚的精神。如閔乃本先生認為，原始創(chuàng)新的過程往往需要幾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他舉例說，物理學家高錕從著手對玻璃光纖進行理論和實用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始，到他2009年獲得諾貝爾獎，整整過去了45年的時間。所以看待原始創(chuàng)新不能以功利為目的，浮躁的東西是經(jīng)不起時間檢驗的。“搞科研尤其原始創(chuàng)新難免失敗，社會要形成寬容失敗的氛圍，為科研工作創(chuàng)造寬松的環(huán)境。”又如韓啟德主席提出：“待人要寬，待己要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做到，自己不喜歡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要多看人家的長處，少看人家的短處。不僅要看到人家的長處，還要欣賞人家的長處。不僅要欣賞人家的長處，我建議你還要說出來，去表揚人家，由衷地贊美人家。你尊重人家，人家才能尊重你。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要求別人不要太高，而對自己要求高一點。”
5、為人著想的精神。如孫承佩先生回憶許德珩主席：“在接踵而來的暫時困難時期，他家丟失糧票，一段時間就吃水產(chǎn)部機關(guān)生產(chǎn)中分給的一份土豆、白薯，并嚴禁家人講。過后我知道此事，說不該保密，他這點困難有關(guān)方面，誰都可以解決，許老說，驚動大家不好。”再如牟小東先生回憶許德珩主席：“許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做小弟弟，覺得俞在平靜生活中沒遇到暴風驟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對立情緒招來更激烈的圍攻。九三學社沙灘支社基層成員大多是文化系統(tǒng)的人，開會幫助時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頂撞，要逆來順受。”又如韓啟德主席在《像王選同志那樣做人做事》一文中說：“2003年3月，他擔任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我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我們在政協(xié)大會九三學社界別駐地開常委會，會前，他把我拉到一旁，對我說：“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溝通一下，現(xiàn)在我們都擔任了國家領(lǐng)導人的職務，據(jù)我所知，我們出去的時候，都要布置警力，包括交通，以后我們要遵守時間，如果我們晚一點，就會給人家整個一個系統(tǒng)造成很多麻煩，所以我們說好的時間就一定不要輕易改變。”
6、傾聽意見的精神。如1960年1月10日，許德珩主席在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所致的《開會詞》要求：“座談討論要采用促膝談心的方式，以家人般的親切關(guān)懷，毫無拘束、毫無顧慮，充分地反映情況，表達意見，細致地交換意見。”再如1960年９月５日，九三學社五屆三中全會結(jié)束。此次會期共43天，被稱為“四十三天神仙會”。會議傾聽不同意見，氣氛較為輕松，游國恩先生有《百字令。神仙會畢，書以自勵》詠之：“神仙大會，開過了屈指四十三日。結(jié)果如何？總算得一次空前收獲。殘暑微涼，和風細雨，談笑開胸臆。宜人形勢，這番能破能立。記得學習多方，擺中還有議，提高認識，感到心情舒暢后，妄念一時都息。下定決心，看誰能做到，紅專第一。丹成九轉(zhuǎn)，仍須不斷努力。”又如金開誠老師說：孫承佩先生有兩個突出特點：“那就是愛護部下，力求人盡其才與樂于傾聽不同的意見。他對所有與他共事的人都極其寬厚，與人為善并為他人的長進而高興。我與他交往的10年之中，雖然無話不談，卻從未聽到他說過共事者和部下半句壞話。”
7、尊重個性的精神。如毛澤東的個性很強，在讀湖南一師時，曾幫黎錦熙先生抄寫稿件?？膳c眾不同的是，每當遇到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文稿時，毛澤東總會隨手將它丟在一旁而不再抄寫。作為毛澤東老師的黎錦熙先生，不僅未責備毛澤東，反而因此對毛澤東更加厚愛。多年后黎錦熙先生對人說：“在湖南辦報時，經(jīng)常幫我抄寫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問文稿的內(nèi)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見到文稿中的問題總是要提出來，并能代之潤色；一位是看到與自己不同觀點的文稿干脆就不抄。這三位對抄寫文稿態(tài)度不同的青年，后來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樣。第一位，在中國歷史上默默無聞；第二位成了中國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漢；第三位，在中國歷史上成了偉大人物。”這位“偉大人物”正是毛澤東。又如韓啟德主席提出：“要承認并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尊重別人是一種修養(yǎng)。我始終強調(diào)‘和而不同’。世界上的事物本來就是不同的，就因為‘不同’,世界才變得豐富多彩，和諧就是求同存異的結(jié)果。要和諧，要安定，就要讓每個人保持個性，不能要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和自己知趣相投、意見一致，只有在‘異’中求‘和’，‘和’才有意義。”
三、科學
1、崇尚科學的精神。如嚴濟慈先生1933年3月在《大公報》上發(fā)表《科學是國際的嗎？》一文，認為“中國尚無現(xiàn)代科學，更無現(xiàn)代的物質(zhì)科學。……我們黃帝子孫，有悠久的歷史、高等的文化，與深邃的潛勢力，……對于各種科學，自當有我們特殊的貢獻。”號召中國青年要“努力起來建設中國的科學！” 再如潘菽先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但他依然堅信“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是砸不爛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努力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心理學體系，在“文革”中借寫“交代”、“檢查”的機會，抱病著書立說，寫出了50多萬字的《心理學簡札》初稿。又如閔乃本先生說：“科學精神是進取精神、奉獻精神、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也是平等精神和群體精神，科學的追求只在為全人類的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
2、科學為民的精神。如張雪巖先生1935年到華北農(nóng)村事業(yè)促進會擔任《田家半月刊》副總編輯。該刊以反映農(nóng)民呼聲和普及農(nóng)村科學為主要內(nèi)容，在全國屬于首創(chuàng)。它用通俗的文字語言宣傳抗戰(zhàn)救國，教導農(nóng)民如何生活、怎樣認識人生、怎樣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短锛野朐驴吩邶R魯及華北廣大農(nóng)村深受喜愛，發(fā)行量達十幾萬份，有著廣泛影響，對中國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再如梁希先生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發(fā)言中指出：“我們自然科學工作者要揚棄獨善其身、自我欣賞的超人思想，堅決站在人民大眾立場，使科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又如上世紀50年代初，裴文中先生在常勉勵大家放下教授、高級知識分子的架子，虛心向農(nóng)民學習，以科學態(tài)度對待土地革命問題,努力在實踐中鍛煉成為人民的知識分子。土改結(jié)束后，裴文中先生在接受重慶《新華日報》采訪時說：“科學應面向人民，應和廣大人民的現(xiàn)實要求結(jié)合起來。這是我此次參加土改工作，經(jīng)過階級教育之后的收獲之一。”又如閔乃本先生在“把知識獻給祖國人民”的講演中說：“現(xiàn)在我們國家的建設需要高素質(zhì)的人才，所以要根據(jù)自身條件來選擇合適自己的工作，只要做好，就是一種貢獻。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有用于國家，有用于人民！”“科學研究的本質(zhì)就是實事求是，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奉獻人民。”“科學的追求旨在對全人類的奉獻，而不是以科學家本人的功利為目的。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畢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將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祖國和人民。”又如許多社史人物利用自己在科學上的專業(yè)優(yōu)勢，在有關(guān)民主和民生的重要問題上積極建言獻策，也充分體現(xiàn)了科學為民的精神。
3、實事求是的精神。如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繼我上臺演說的是有名的‘大炮’許德珩，他的講話具有甚大的鼓動力量。”翟俊千說：“記得五四游行示威出發(fā)前，北大學生數(shù)千人集合在馬神廟大飯?zhí)?，先開了一個短會，人人義憤填膺，摩拳擦掌，有許多人奔上講壇，說幾句話，尤見激情。許德珩、張國燾情緒最為強烈，拳擊木桌，可聞裂木之聲，富有鼓動性。”陶希圣說：“許德珩每會必發(fā)言，老手捶桌子，說得那樣起勁。”在抗日和解放戰(zhàn)爭中，許德珩主席是有名的“大炮”，揭露政府腐敗，呼吁團結(jié)抗戰(zhàn)，被稱為“最能為人民講話的參政員”。“在參政員任內(nèi)，他是一位炮手，抨擊蔣政府的腐化，及不合理的政策。”“在國民參政會中發(fā)言，他是蔣介石最感頭痛的四人之一。”又如譚其驤先生曾將自己科學研究的經(jīng)驗總結(jié)為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絕不迷信。他對自己的學生說：“我應該超過前人，你們應該超過我。只有這樣，學術(shù)才能進步。”
4、追求真理的精神。如周培源主席以86歲的高齡，于1988年9月率182位政協(xié)委員赴湖北、四川視察三峽工程。之后，他以一腔愛國愛民之心，以一個科學家的嚴謹和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忠誠耿直，向中共中央多次直陳己見。周培源主席認為：“關(guān)于三峽工程的爭論，實質(zhì)上是要不要科學，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決策民主化的問題。”又如被譽為“科技界真理斗士”的鄒承魯先生，1981年便發(fā)表文章鮮明地提出“科研道德”問題：“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可是有的人卻弄虛作假，用以追逐名利。個別人甚至不擇手段剽竊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鄒承魯先生對學生的一貫教導是：“追求真理，少貪虛名，少想發(fā)財，想發(fā)財就別到我這兒來。科學是寂寞的，科學家是寂寞的。別為出小名，賺小錢出賣良知。”鄒承魯先生晚年說：“我一輩子探索科學真理，現(xiàn)置身無處不假的環(huán)境中，安享晚年是不可思議的事，更不會閉眼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捍衛(wèi)科學真理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熟視無睹，則寢不安枕食不知味。”鄒承魯先生在《科學研究五十年的點滴體會》中寫道：“我一生做學問遵循的基本原則：努力追求科學真理，避免追求新聞價值。”韓啟德主席在“鄒承魯先生誕辰85周年紀念會”上說：鄒承魯先生在科學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在他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最重要的是學習他的科學精神，科學精髓本質(zhì)上就是求真。鄒承魯先生為了科學事業(yè)總是坦率、直言，他反對科學中不從實際出發(fā)的做法和科研中的不道德行為，并身體力行。如果我們科學家有更多的人像鄒承魯先生那樣，我們的社會將凈化，我們的科學事業(yè)將發(fā)展得更快。
5、緊跟時代的精神。如許德珩主席早在1919年初發(fā)行的《國民》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就發(fā)表了《國民思想與世界潮流》一文，認為“克勝救國之任者，國民思想之改革也”，這是比政治更為重要的根本性的問題。而思想改革的目標，則是順應“世界潮流之所趨”。從中可見許德珩主席當時的世界眼光和緊跟時代的精神。再如趙九章先生在科學事業(yè)上緊跟時代,具有遠見卓識：“科研要急國家所急，還要先走一步，為國家長遠需要早做準備。” 1964年他上書周總理，建議正式啟動衛(wèi)星工程，隨之國家成立了“651”設計院，趙九章先生任院長，對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返回式衛(wèi)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guān)鍵技術(shù)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又如1986年3月3日，王淦昌、陳芳允等四位科學家上書中央，對跟蹤世界戰(zhàn)略性高技術(shù)發(fā)展提出建議。3月5日，鄧小平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并強調(diào)指出“此事宜速決斷，不可拖延”。經(jīng)過200多名專家學者的全面論證和反復修改，1986年11月經(jīng)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批準，頒布了具有深遠意義的“高技術(shù)研究發(fā)展計劃綱要”(即“863計劃”)。又如吳階平主席在九三學社建社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九三學社在五十年的戰(zhàn)斗歷程中，取得了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形成了優(yōu)良的革命傳統(tǒng)。”其中之一就是“加強政治學習和自我教育，與各兄弟黨派團結(jié)合作，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 又如韓啟德主席在“九大報告”中指出：“九三學社的歷史表明，順應時代發(fā)展潮流，不斷為社會進步與國家發(fā)展作貢獻，是我社存在價值和生命力所在。”
6、認真學習的精神。如魏建功先生在學術(shù)成長道路上信奉“勤”能補“拙”。學生時的他每天讀書至深夜，有時一夜要做幾十張紙的摘記。他腦勤、手勤、口勤，勇于探索又不恥“上”問。在北大上學時，魏建功上書北大教授會，針對當時學科不分類，學生選課難的問題，建議除一年級設共同必修課外，由二年級起學科設置分為三類。教授會采納了他的建議，1925年秋季學科組織大綱就是按此修改的。又如韓啟德主席2008年提出：“要讀萬卷書，要讀有用的好書。”“比如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問題，現(xiàn)在很多人在談社會主義，那有沒有真正讀過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書呢？最近我專門讀了一本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書，了解了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它在當代的發(fā)展，我覺得收獲就很大。再比如關(guān)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報紙上的文章多得很呢，但我覺得這樣的文章看得再多也不如讀一些相關(guān)的好書，書里的信息都是有用的，看完這些書以后收獲更大。還有科技型中小企業(yè)的融資問題，到底怎么解決這個瓶頸問題？太需要學習了。我就是帶著問題去學習融資方面的知識，讀相關(guān)的書，現(xiàn)在對這些問題就清楚多了。但在沒有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如果讓我去讀這方面的書，我想肯定是讀不進去的。讀書多了以后，我慢慢覺得讀書已經(jīng)成了我的一種習慣，或者說已經(jīng)成了一種生活需要。我覺得養(yǎng)成讀書的習慣很重要，什么時候讀書成了習慣，也就養(yǎng)成了學習的自覺性。即把‘要我學’變成了‘我要學’。這樣的學習肯定是結(jié)合自己的需要，而且也是自己的興趣，當然就會有收獲。今年國慶節(jié)期間，我把所有事都放下，帶著一摞書去杭州待了五天，坐在西湖邊上讀了整整五天的書，覺得真是一種享受。”又如“九三講堂”已在社中央機關(guān)舉辦過十多屆，韓啟德主席每次都以普通聽眾的身份在臺下就坐，并自始至終都聚精會神地聽講和記錄。韓啟德主席也多次參加在社中央機關(guān)舉辦的多數(shù)與會者都不念稿、都講肺腑之言甚至并無主持人的讀書會、學習研討會和“青風沙龍”，與大家平等討論、聚焦問題，進行思想上的深度碰撞，極大地推動了社中央學習型機關(guān)的建設。
7、善于思考的精神。如吳階平主席說：“實踐、思考、知識的自覺結(jié)合至關(guān)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結(jié)合的關(guān)鍵，從重視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在實踐中認真總結(jié)自己的學習體會。”再如閔乃本先生回憶說：他1990年研究多重準位相匹配理論時，“意識到一個理論必須要經(jīng)過實踐的檢驗，因此必須做實驗來證明這個理論是正確的。”當時碰到的最大難題是制備介電體超晶格的新工藝。“在開始的一兩年內(nèi)研究毫無進展，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越是痛苦越是不得要領(lǐng)，就越能體現(xiàn)科學工作者的素質(zhì)，那就是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在發(fā)展中創(chuàng)新”。又如韓啟德主席提出：“我們講科學，科學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質(zhì)疑，要多問‘為什么？’孟子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就是不能書里面說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是不會變成你的智慧的，那樣的話還不如不讀書?！督饎偨?jīng)》里講，‘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如來所說法（即佛法）是不可抓住的，也是說不出來的，說得出來的、表達出來的，就已經(jīng)不是佛法了。沒有什么是固定的東西，非法不是非法。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講出來的‘道’已經(jīng)不是‘道’了，‘道’需要‘悟’，是心領(lǐng)神會。這個‘悟’的過程就是一個思考的過程。”
8、嚴謹治學的精神。如柯召先生一貫嚴謹治學，刻苦鉆研。他非常善于利用時間，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常在旅途中認真進行學術(shù)思考，有的論文就是在火車上構(gòu)思的。他說自己的一些數(shù)學結(jié)果，是在晨起或午睡醒來時偶然得出的，或者可以說是突然得到的，似乎有靈感。其實這都是柯召先生一貫嚴謹治學、刻苦鉆研的收獲。又如20世紀50年代，袁翰青先生開始從事化學史，特別是中國化學史的研究。他治學非常嚴謹，認為研究工作應遵循三個原則：(1)要有正確的歷史觀點，即必須應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證和評價化學史中每一事實。(2)發(fā)明和發(fā)展并重。必須重視化學知識在發(fā)展過程中的積累和突破的相關(guān)性，既不能偏重研究最令人興奮的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如造紙和火藥，又不能偏廢化學知識的積累和傳播。(3)對史料必須審慎處理。首先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和歷史的真實性，孤言片句不足以構(gòu)成有力的論證，同時還應該識別偽書的存在。在研究古代的化學工藝時，尤其需要用實物來證明。
9、勤奮工作的精神。如涂長望先生1960年兩眼不能聚焦，蒙上右眼后寫了2000多字的涉及多項業(yè)務的建議書；1961年雙目接近失明，用口述完成了他最后一篇題為“關(guān)于二十世紀氣候變暖的問題”的重要論文；雙目失明后，他仍時刻關(guān)心并深入思考我國的氣象工作；在生命垂危之際，他思維仍很清楚，但語言能力喪失了，只好艱難地用手勢表達還想為國家工作20年的心愿。再如王選老師曾住過北京大學佟府園丙八號，在只有11平米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金瑞林教授，與王選老師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老鄰居，他感慨地說：王選老師住佟府園丙八號的時候，“已經(jīng)是教授了，而且已經(jīng)有了很高的成就。……經(jīng)?？匆娝谠鹤永锏钠颇疽紊?，靠著一個軟墊，勤奮地工作。” 2003年，王選老師病情加重，但仍躺在病床上看完博士生潘愛民長達100頁的畢業(yè)論文，并在5天內(nèi)將修改意見返給潘愛民。潘愛民回憶說，他能看出王選老師仔細閱讀了全文，“這對于病人來說是相當辛苦的”。又如閔乃本先生的科研團隊里，無人規(guī)定何時上班、何時下班，但每位成員吃完晚飯都會自覺地趕到實驗室，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才離開，大家已習以為常，19年來如一日。所以閔乃本先生認為：“做科學工作，我體會是自討苦吃，沒有鐘點，沒有假期，沒有周末，一有時間想到的就是科研，尤其在沒有突破的時候非常痛苦。當然，入了迷以后就樂在其中，一旦理論結(jié)果或科學預言被實驗證實了，這種成功的喜悅是別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體會到的，只有自己能懂。”又如王志珍主席總是夜以繼日地在實驗室里勤奮工作，她在廣西作學術(shù)報告時說：“我覺得興趣對一個人成功很重要，有興趣才能吃苦。我大年初一都泡在實驗室里，別人說我的活不是人干的，但我樂在其中。”“我在工作中覺得最美的事情有兩樣：一是在研究和反復修改論文中，找到一個能很好表達出自己科學觀點或問題的圖畫，寫出一篇好的文章；二是遇到一個聰明的學生，在和他對話、交流中產(chǎn)生一個Ｉdea（主意）。”
10、精益求精的精神。如魏壽昆先生每次講課前，都要認真修改教案，增補國外前沿研究的新資料，吸收國內(nèi)生產(chǎn)與研究方面的新成就。所以原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系有位沒聽過魏壽昆先生講課的學生，要求在畢業(yè)前能聆聽一次他的專業(yè)講座，作為一種享受來使自己得到滿足。在北洋大學校志里有這樣的記載：“礦冶系魏壽昆主任，他在課堂教學，條理之清晰，邏輯之嚴密，科學之論證、分析之透徹，深為師生折服與欽佩。”再如2004年底，我陪同金開誠老師出席某文化論壇。當時金開誠老師致詞只有5分鐘，但他講得精彩異常，可謂語驚四座。會下金開誠老師坦率地告訴我，為了這5分鐘的致詞，他自己在家對著鏡子練習了十幾遍表情，拿著錄音機錄了十幾遍聲音，直到表情和聲音完全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為止。又如韓啟德主席提出：參政議政“不僅要看到當前的這一步，還要看到這一步以后的第二步第三步會發(fā)生什么情況，據(jù)此來提出我們的意見和建議。” “我覺得提出全局性戰(zhàn)略性的問題也很不容易。我經(jīng)常思考這個問題，因為要去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有時候我心里很沒底，倒不是擔心自己談的問題不能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而是擔心我提的這些問題太‘小兒科’”。“現(xiàn)在我覺得寫好參政議政的文章越來越重要，這是參政議政成果的最終體現(xiàn)。我看古人寫的奏折，文字優(yōu)美，篇幅不長，但言之有理，能把事情說清楚、說明白?，F(xiàn)在我們的一些文章寫得很長，卻不知所云，讓人印象不深刻。我們要努力改變八股文風，不斷提高寫文章的本領(lǐng)，把參政議政的報告寫好。”韓啟德主席正是憑借這種精益求精的科學精神，使他近年來最出色的能力，更多體現(xiàn)在許多具有全局性、戰(zhàn)略性、前瞻性、綜合性的高層次高水平的各種會議講話、政治協(xié)商發(fā)言和參政議政成果上。
11、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如1980年嚴濟慈在《人民教育》第11期上發(fā)表了《談談讀書•教書•寫書•做科學研究》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寫書要“推陳出新，寫出自己的風格”、“要盡量用自己的話去論述問題”，讓看書的人“好像聽見你在說話一樣”。“科學研究的最大特點在于探索未知”，因此，“在學術(shù)上應有所創(chuàng)見，在技術(shù)上應有所創(chuàng)造，即在理論上或?qū)嵺`上應有所創(chuàng)新”。再如黃昆先生喜歡從“第一原理出發(fā)”，去探尋物理世界的奧秘。談起創(chuàng)新，黃昆先生這樣評說自己：“我文獻看得比較少，因為那樣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變成書本的奴隸。自己創(chuàng)造的東西和接受別人的意見，對我來說，后者要困難得多。學別人的東西很難，而自己一旦抓住線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會進展很順利。”“我喜歡與眾不同，不喜歡隨大流。如果跟著大家做，就沒有什么意思。”剛上中學時，在伯父的要求下，黃昆先生除作業(yè)外還要去做數(shù)學書上所有題目，“不僅使我數(shù)學很熟練，也產(chǎn)生了很大的興趣”。黃昆先生說自己很少去看書上例題的偶然情況“有著深遠影響，使我沒有訓練出‘照貓畫虎’的習慣。”又如在200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shù)獎勵大會上，閔乃本先生等完成的《介電體超晶格材料的設計、制備、性能和應用》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獎之際，閔乃本先生說：“這一項目從提出基本概念、建立基本理論、證實基本效應一直做到最終研制成功全新的原型器件，歷經(jīng)19年。”“這項成果的取得是團結(jié)合作、勇于創(chuàng)新的結(jié)晶。”對于這次獲獎關(guān)鍵所在的創(chuàng)新，閔乃本先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加以發(fā)展，在發(fā)展當代前沿的過程中才能創(chuàng)新。”
12、執(zhí)著爭論的精神。如1930年秋，譚其驤先生進燕京大學歷史系當研究生，師從于顧頡剛先生。次年秋，譚其驤先生讀了顧頡剛先生“尚書研究”的講義以后，認為其中所列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漢的制度，即在課后向顧頡剛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顧頡剛先生要他將意見寫成文章，并在收到的第二天就復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長信，對他的看法贊成三點，反對三點。這進一步激發(fā)了他爭論的勇氣，六天后寫了第二封信，就顧頡剛先生不贊成的三點再次申述了自己的論據(jù)。十多天后，他收到了顧頡剛先生的復信，對第二封信的三點又同意了一點，反對二點。不久，顧頡剛先生把這四封信加上“關(guān)于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題目，印發(fā)給全班同學。這場爭論不僅提高了譚其驤先生的研究能力，而且使他對歷史地理產(chǎn)生了很大的興趣，最后選擇了歷史地理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yè)。又如時隔數(shù)十年后，楊振寧先生對黃昆先生的認真仍然念念不忘：“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國做研究，而是當時和黃昆同住一舍的時光。”黃昆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任助教時，和年小幾歲的楊振寧先生同住一屋，那時他們總是喜歡縱論天下，相互頂牛。而黃昆先生往往都將話題引向極端，引發(fā)無休止的爭論。有一次，為弄明白量子力學中“測量”的含義，他們從白天一直爭論到晚上，最后是上床后又爬起來，點亮蠟燭，翻看權(quán)威資料來解決爭論。楊振寧先生說：“正是這些爭論，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覺。”
13、知難而進的精神。如黃汲清先生一生工作勤奮，知難而進，他曾語重心長地說：“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筆直的，科學的道路更是如此。一個人一生要想做出點成績，必須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不埋怨環(huán)境，不呼喊困難，認準目標，一直往前。挫折是暫時的，成就是永存的。在山窮水盡之時，要想到柳暗花明之日。”再如周培源主席為人正直無私，剛直不阿，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從不說違心話、不做違心事。“文革”期間，陳伯達找周培源主席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周培源主席以科學精神捍衛(wèi)科學，旗幟鮮明地表態(tài)：“狹義相對論已被事實證明，批不倒。廣義相對論有爭議，可以討論。”“討論，也是物理學家的事。”直接把陳伯達頂了回去。這充分說明是周培源主席是“高舉科學的骨頭前進”（1975年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呼吁“高舉骨頭前進”，批評那些在“四人幫”高壓下屈服的“軟體動物”，鼓勵人們立身處世要有骨氣）的科學家，不是察言觀色的“氣象學家”。再如“四人幫”推行實用主義，輕視基礎研究。有人如此評論：“中國自五四之后覺醒的科學與民主意識，面臨著一次空前的危機。中國向何處去？是向愚昧與專制倒退，還是向科學與民主前進？深厚的學養(yǎng)與強烈的科學信念，又一次使周培源按捺不住心頭郁憤，破門而出，高舉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科學大旗，頂著兇猛的潮流成為當時眾望所歸的科學界的中流砥柱。”周培源主席寫了一篇5000多字的闡述基礎理論必要性與重要性的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文章的發(fā)表，猶如驚蟄春訊，在國內(nèi)科學界、知識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也欽佩周培源敢于反潮流的大無畏的勇氣，能夠為人民、為科學仗義執(zhí)言”。楊振寧先生贊嘆道：“大家對周先生很佩服，因為他不怕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