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學社與“五四”運動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不僅學社的創(chuàng)始人許德珩先生是“五四”運動的發(fā)起者與重要參與者之一，而且諸多九三學社先賢們都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洗禮，九三學社自成立以來也一直牢記與秉持“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民主”、“科學”與“愛國”的精神，成為“五四”精神的繼承者與發(fā)揚者。在今天，重新回過頭梳理九三學社對“五四”精神的傳承與發(fā)揚，更有助于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祖國發(fā)展的各個領域發(fā)揮九三學社應有的作用。

民主、科學與愛國：“五四”精神的核心內涵

今天提到“五四”運動，人們腦海中首先顯現的往往是1919年5月4日發(fā)生的那場學生愛國運動，其實“五四”運動包含著“兩個”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學生運動。從清末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中國思想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嚴復翻譯的諸多西方政治哲學著作，在開啟民智之后時代指針不可避免地轉向了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刊《青年雜志》，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至此，陳獨秀、胡適、魯迅、劉半農、周作人等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登上了歷史舞臺，白話文運動、新文學運動等一系列思想文化方面的變革隨之而來，中國現代第一次“啟蒙運動”拉開了帷幕。布克哈特曾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對“啟蒙”有過經典論述：“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沙幕之下，處于睡眠或者半醒狀態(tài)。這層沙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只是通過某些一般的范疇，而意識到自己。在意大利，這層紗幕最先煙消云散；對于國家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地強調表現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個體，并且也這樣來認識自己。”[1]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自我，是新一代青年張揚個性主義思潮的理論來源，而新文化運動正是這樣一場包含了啟蒙運動與文藝復興核心內涵的思想文化運動，自1915年開始，青年一代深受這一啟蒙運動的影響，如果沒有1915-1919年間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文化啟蒙，很難想象5月4日那天會有那么多學生走上街頭表達自己對國事的看法。

因此，可以說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在新文化運動中 “民主”、“科學”精神的普及，使具備了自主意識的學生用和平游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愛國之情。胡適認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之后，全國青年皆活躍起來了，不只是大學生，縱是中學生也居然要辦些小型報刊來發(fā)表意見。只要他們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機，他們都要利用它來出版小報。找不到印刷機，他們就用油印。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兩年之間，全國大小學生刊物總共約有四百多種，全是用白話文寫的。雖然在一九一九年所發(fā)生的學生運動，是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種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為一項政治運動，但是對傳播白話文來說，‘五四運動’倒是功不可沒的。”[2]經歷了啟蒙思想洗禮的學生們就這樣成為了“新青年”，在那個啟蒙與救亡同時并存的時代，愛國學生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五四”精神也自那時起被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傳承與發(fā)揚。在眾多愛國青年中，九三學社先賢的身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是北大，當時先后在北大就讀的九三先賢們有許德珩、潘菽、楊振聲、孟憲章、虞宏正、孫云鑄、楊鐘健、侯德封、魏建功、尹贊勛等人以及當時曾在北大圖書館短暫就職的張西曼等，上述人中走出了許德珩、潘菽等6位未來九三學社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虞宏正、孫云鑄等8人未來新生的、九三學社的基礎性骨干，也是新中國1955年首次評定的院士[3]。在“五四”運動中，許德珩先生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既是當時的學生領導人之一，后來也成為因為“五四”事件而被捕的32名學生之一，九三學社的諸多創(chuàng)始人與“五四”運動這種特殊的關聯(lián)也成為后來的九三學社將愛國、民主與科學作為核心理念的由來。

“五四”運動中的九三先賢

1915年中國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1919年又在巴黎和會上失敗，這些對于接受了啟蒙思想、對民族國家的發(fā)展有相當自覺的青年學生來說無疑是一連串的打擊，當4月底中國在和會上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學生們群情激憤，于5月3日召集所有北京大專學校學生代表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后來一位北京大學學生的回憶中有這么一件事：“會場上當大眾情緒十分緊張的時候，一個法律系學生謝紹敏，當眾用口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大書‘還我青島’四個字，向大眾揭示，所有的到會人都肅然感動。接著便是一陣鼓掌和萬歲聲，全場頓現出凄涼悲壯的氣象。”[4]這樣的景象非常感人，一種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 在每一位愛國學子的胸中激蕩。

許德珩先生當時只有24歲，是后來被派到上海、南京的少數北京學生代表之一，之后也成為鼓動學生、商人和工人在當地罷工的重要角色[5]。在5月3日晚間召開的集會中他也發(fā)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會議通過了若干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決定于5月4日召集所有北京的大專學生舉行群眾大會，決議后各校代表即返回準備。當時許德珩先生所擬的《北京學生界宣言》發(fā)出了振聾發(fā)聵的聲音：“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1919 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曉舟、楊景工編）一書重現了游行當天集會的氛圍：最先至者為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fā)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來勸阻，理論多時，故到天安門最遲。凡先到者輒歡迎后來者以掌聲，而后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梢姡@次游行不同于一般“騷亂”，學生報以掌聲、和以搖旗以及“步法整齊，儀容嚴肅”等并不妨礙“治安”，作為一種政治抗議的示威游行，其儀式已經基本確立，因此被作為文明社會的表征，得到相當廣泛的同情[6]。

許德珩先生之后也多次回憶當時創(chuàng)辦《國民雜志》的狀況及“五四”事件的始終，為后人了解那一天留下了珍貴的史料。在5月4日下午火燒趙家樓之后，大多數游行示威的學生已經散去，不久，警察、軍隊和憲兵在現場及沿街逮捕一些未及離開或落單的學生，總共有三十二人，其中就有北大的易克嶷、江紹原、許德珩、楊振聲、孫德中、潘淑等人。據孫伏園的回憶，當時許德珩與另一個同學兩人被綁在板車上推出去，“許德珩同志說，他當時滿心以為這是往天橋去的，所以一出步軍統(tǒng)領衙門，板車向南推去，他心里想著：‘再過二十年又是一條英雄好漢！’這話雖沒有說出來，這心情卻完全體會到了。”[7]許德珩先生自己回憶道，當時由于他想要維持秩序整隊而行的同學才被逮捕，之后被囚禁在步軍統(tǒng)領衙門的一間牢房里，及其擁擠骯臟，只有一個大炕，東西兩各擺著一個大尿桶，臭氣滿屋。每半小時還要聽軍警的命令抬一下頭，翻一個身，以證明“犯人”還活著。到中午“放風”才能大便，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開水，每人發(fā)一個窩頭。當晚許德珩先生在憤怒中口占了兩首詩以表心意[8]：

（一）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

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

（二）

山東我國土，寸草何能讓？工農兵學商，人民四萬萬。

為何寡欺眾，散沙無力量；團結今日始，一往無前干。

許德珩先生的詩作代表了當天參加運動的所有青年學生的心聲，為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九死而未悔，這種愛國主義情懷也一直在九三學社的發(fā)展過程中傳承了下來。據《晨報》記載，自三十二名學生被拘以來，輿論憤激，眾謂非立請政府釋放不可，眾校校長聯(lián)名呈請保釋，最終學生于五月七日被釋放后各回本校，各校均開慰勞會，慷慨悲歌，有全體痛哭流涕者，會后并攝影紀念[9]。這就是“五四”精神——在民主與科學的思想背景下，對民族國家之命運深沉的同情與深切的關懷，為那個時代的新青年打上了激情與傷感并存的時代烙印。

九三學社對“五四”精神的傳承與發(fā)揚

1944年底進入抗日戰(zhàn)爭后期，在重慶的一部分文教、科學技術界人士發(fā)起組織了“民主科學座談會”，許德珩、潘菽、黎錦熙、勞君展、涂長望、張雪巖、褚輔成、稅西恒等人是其發(fā)起者。舉行“民主科學座談會”的初衷即討論民主與抗戰(zhàn)的問題，發(fā)揚“五四”精神，為實現人民民主與發(fā)展人民科學而奮斗，后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關懷下，逐漸演進成為一種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原名為“民主科學社”。后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在1945年9月3日決議改名為“九三學社”[10]，并在1946年“五四”紀念日召開的九三學社成立大會上發(fā)表了成立宣言，其中屢次提到對民主與科學孜孜不倦的追求：“今日適為‘五四運動’二十八周年紀念日，‘五四’號召于國人者，為科學與民主，今時間過去雖已二十余年，而民主與科學之要求，實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謹此宣言。”[11]可見，九三學社在成立之初就秉持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愛國、民主與科學的主張，并從自身成員特性出發(fā)，力求將民主與科學落到實處、解決當時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正如在成立大會上談到九三學社緣起時說到的那樣，“民主的新中國之建設，經緯萬端，科學與近代工業(yè)之發(fā)展，人民生活之改善，基本自由之保障，與夫社會之改造，以期儕列于世界強國之林，要為急不可緩之舉。本此要求，發(fā)起‘九三學社’，冀從世界之觀點，科學之立場，對以上任務有所盡力，世有同志愿進而教之者乎？是所望也。”

九三學社成立于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時，新中國成立后局勢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愛國、民主與科學的內涵也不會一成不變，必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fā)展。諸位九三先賢們自那時起已經將目光轉向了新中國的建設方面，繼續(xù)發(fā)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是為了中國立于世界強國之林打下基礎。在“五四”運動時期，九三先賢們在救亡運動中為中國的未來做抗爭，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他們馬上將目標轉向了民族國家的發(fā)展，并持之以恒地以“五四”精神為旗幟，開辟了另一條發(fā)揚與繼承“五四”精神的救國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九三學社對“五四”精神的傳承是落在實處的，在之后的幾十年間，九三學社都秉持著為國效力的務實態(tài)度，將愛國、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滲透在祖國各行各業(yè)的發(fā)展中，在科學、教育、文化、衛(wèi)生等各個領域繼續(xù)高揚“五四”旗幟，將“五四”精神代代相傳。（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