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二任校長嚴濟慈先生的孫女、全國政協委員嚴慧英女士在微信朋友圈中曬出了兩張民國時期的收據，其正文分別如下：
“今收到嚴幕光先生繳入中國長城鉛筆廠貳股金國幣貳佰元正，股票俟本廠正式成立后再行奉上。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中國長城鉛筆廠籌備員：張大煜、趙忠堯、劉云浦”
“今收到嚴幕光先生繳入中國長城鉛筆廠三股國幣叁佰元正，俟后憑此掉換正式股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五日。中國長城鉛筆廠常務董事施汝為具”
這兩張收據涉及到的人物嚴幕光、趙忠堯、張大煜、劉云浦、施汝為、劉云浦均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知名學者，其中嚴幕光、趙忠堯、施汝為三人有同門之誼，先后就讀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南京大學、東南大學之前身）數理化科，后皆以物理學研究聞名于世，1958年又協力創(chuàng)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嚴幕光，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I備委員會委員、第二任校長嚴濟慈，幕光為其字；趙忠堯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子核物理與原子核工程系首任系主任；施汝為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技術物理系首任系主任。筆者由于就職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檔案館的緣故，這兩份收據引起了筆者的濃厚興趣，于是著手收集相關信息，談談兩張收據背后的故事。
1932年，中華民國海關貿易報告記錄了全年進口鉛筆所耗資金150萬元，這引起了一些歸國留學生的注意。他們知道鉛筆制造并非尖端工藝，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這一狀況。1935年，吳羹梅在上海組建了中國標準國貨鉛筆廠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為中國第一鉛筆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自主生產鉛筆。此時，身在北平的趙忠堯也在思考，“抱著工業(yè)救國的良好愿望，我又想結合出國數年積累的經驗，在國內僅有的少數企業(yè)中尋覓伙伴，探索技術，創(chuàng)辦小型的國產工業(yè)”，希望通過振興民族工業(yè)來報效國家。
1936年，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張大煜有感于清華師生以及北平中小學生使用的鉛筆全是進口的洋貨，同時社會上也興起一股“工業(yè)救國”的熱潮，便決定邀請幾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創(chuàng)辦一家鉛筆廠，實現國貨自強的目標。在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以趙忠堯、張大煜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憂思難忘，希望通過自己的點滴努力，與社會上的各種救國行動匯成一股民族自強的洪流。趙忠堯曾回憶：“我日夜苦思焦慮，想找出一條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國道路。我曾嘗試了多種途徑：科學救國、平民教育、工業(yè)救國等等，盡管碰了不少釘子，但畢竟身體力行，盡了努力，從各個方向試著去做一點于國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
張大煜、趙忠堯、劉云浦、施汝為等一拍即合，拿出自己的多年積蓄，并從友人之中籌集資金以作創(chuàng)建鉛筆廠之用，最終共籌得大洋2000余元。嚴濟慈是趙忠堯、施汝為的學長，于法國學成歸來，任職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并素有提攜后學之風，得知兩好友創(chuàng)建鉛筆廠，投身“工業(yè)救國”。為國盡力、為友分憂，嚴濟慈自不甘人后，先后兩次籌資500元，鼎力支持鉛筆廠的創(chuàng)辦。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述的收據。
開始籌辦之后，他們從德國進口了制芯機這一關鍵設備，就在北平開始試制鉛筆。教化學的張大煜負責試制筆芯，教物理的趙忠堯則親自和清華物理系的技工們一起，在實驗室里進行筆桿以及成品試制。憑著一腔愛國熱情，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拿出了滿意的鉛筆小樣，準備在北平開始正式生產。
然而，時勢難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戰(zhàn)火遍地，華北危急。北平已經無法建廠，于是南遷上海，并將廠名定為“長城鉛筆廠”。
何以“長城”為名？因為長城乃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象征，用長城來代表民族工業(yè)，既希望民族工業(yè)似長城一樣綿延萬里代代相傳，亦含抵御外敵入侵之意，以民族品牌來抵制洋貨對國內市場的占領。長城鉛筆廠生產的“長城”牌鉛筆問世以后受到了市場的歡迎，趙忠堯在日常工作中也使用“長城”牌鉛筆。2001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舉辦“趙忠堯教授紀念展”，趙忠堯夫人胡惠書女士曾捐贈一支“長城”牌鉛筆供展覽之用。
1956年1月，長城鉛筆廠并入中國鉛筆一廠（即前文所述的中國第一鉛筆股份有限公司）。今天，“長城”牌鉛筆已成長為中國著名品牌，享譽全球。（本文轉載自《團結報》2019年4月4日 記者 方黑虎）